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医学的转折时期。在基础医学领域分子生物学的兴起，为医学家探索生命与疾病的奥秘开辟了新路径，关于遗传、神经、免疫、内分泌等生命现象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在临床医学领域，抗生素、激素、化学药物、心脏外科、器官移植、人工器官等的应用，让医生相信现代医学什么都能做也应当做。技术的力量助长了医学的家长制权威，医生们普遍认为，病人所需要的就是耐心地配合医生的各项诊疗程序，治疗效果就是对病人最好的关怀。人们也相信，医学技术的进步将逐步解决所有的疾病问题。

　　然而，此时也有人看到了现代医学面临的危机。由于疾病谱的变化，生物医学将对付急性传染病的策略应用于慢性病防治上不再灵验。伴随高新医学技术出现的医疗费用急剧上升、医学伦理和法律问题的增多，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现代医学。在这会议的开幕致词中，达特茅斯医学院院长特尼(S. M. Tenney)博士指出，虽然现代医学的基础更加理性，但原应融科学与人文为一体的医疗实践却越来越偏离人的价值。因此，需要反思医学，人本身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考察医学与科学进步的良知问题，不是简单地追问人的生存与存在，而是要追问是何种生存、如何存在。

　　实际上，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忧虑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情绪。有人认为出现这种情绪来自三方面的原因：人口迅速增长的压力，福利国家那些大事铺张不近人情的计划，以及太空竞赛开始后，人们认识到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同舟共济的观点成为了常识。“现代医学中良知的重要问题”会议的举行，是一些学者睿智的洞察力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折射。1962年，卡森《寂静的春天》所展示的杀虫剂对人类的危害，以及随之不久发生的妊娠呕吐缓解药物“反应停”导致畸形儿出生的事件所暴露出来的时髦药物的潜在危险，都验证了杜博斯们的担忧。

　　在达特茅斯学院“现代医学中良知的重要问题”讨论会的同时，来自美国循道会和长老会的牧师们，也在讨论宗教在医学教育中存在的意义。在西方，宗教与医学的缠绕根深蒂固，但在现代医学的冲击下，宗教之于医学的意义日渐淡薄。如何促进医学中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成为牧师们重建医学与宗教联系的核心问题。1965年5月，美国循道会和长老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医学教育问题的“医学教育与神学委员会”。该委员会由8位成员组成，其中有4位牧师、1位心理学家、3位医生，医生中2人是医学院行政管理官员，1人是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AAMC)成员。委员会认为当时在医学教育中有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分子生物学中心论(centrality of molecular biology)、基于机械论医学的教学(teaching of mechanistic medicine)，因此，应当在医学院增设有关人文教育的教席，以制衡医学过度技术化的倾向[1]。

    科技的进步让医生相信现代医学什么都能做也应当做，医生越来越依赖大型医疗设备等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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