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率先在国内开展经食道心脏超声的专家之一，同时也是享誉世界的结构性心脏病学专家，72岁的曹期龄，于今年五月结束多哈锡德拉医学研究中心超声医学研究实验室医学主任任职，正式退休，为自己全职职业生涯划上无憾的圆满句号。

从中国到美国到卡塔尔，从心外科到心内科超声介入，从临床医者到VenusP-Valve创新型医疗器械核心研发专家……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曹期龄和我们分享了光鲜履历背后经历的曲折和坚持。

在曹期龄的分享中，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对于全心逐梦的人，每一个当下都在全力以赴，所以前进路上不管曲折还是平坦，回头看都是美丽的风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退休后的曹期龄接受的第一份社会任职，是受我国首个心脏瓣膜研究院院长王建安邀请，担任心脏瓣膜研究院首席超声医学顾问。

心脏瓣膜研究院院长王建安为曹期龄颁发聘书

在国内兼任复旦大学儿科医院客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客座研究员、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名誉教授、广东省人民医院心研所名誉教授等多个学术任职的曹期龄表示，相较于国外其他学术机构的邀请，退休后的他，更愿意多投入到国内的学术工作中。

艰难曲折，都是为了指引我们找到心之所向

曹期龄的学术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受时代背景影响，甚至有些大器晚成。

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曹期龄从小立志学医，1966年，20岁的曹期龄已经做好准备以上海第一医学院（后来的上海医科大学）为目标奔赴高考，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年，《五一六通知》突然发布，全国停止高考，曹期龄的求学之路戛然而止。

然而，有一种人不管做什么，都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曹期龄就属于这类人。未能如愿进入大学深造的曹期龄做起了搬运工人，“200斤一麻袋的大米，我能左一袋，右一袋，扛起400斤” 曹期龄回忆道。做搬运工人的四年，曹期龄每年都被评为劳动模范，他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几次想推荐他入党，但曹期龄却始终觉得自己“还差得远”。后来曹期龄又做了卡车司机，我们熟知的安全驾驶口号——“宁停3分，不抢一秒”便是曹期龄在1972年被评为全国安全驾驶标兵时，响应当时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提出来的。直到现在，曹期龄每次回国在机场高速上看到这句口号，还能回忆起那几年特别的时光。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但是按照一开始的政策，超过30岁便不能参加，刚好超龄的曹期龄再一次经历求学路上的失望。临近高考最后两个月，政策忽然放开，1966年没考过大学的都可以参加高考，失而复得的机会让曹期龄欣喜若狂，也倍加珍惜，他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最后的冲刺，曹期龄终于如愿拿到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入学通知。

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大学期间的曹期龄学习也非常努力，凭借优异的成绩，曹期龄被推选为文革后上海第一医学院第一届学习部部长。曹期龄后期在学术探索中灵活创新的能力，在上大学时便可见一斑，谈及自己的学习秘诀，曹期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学活用，比如学习微生物，他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死背笔记，而是用学生证去抵押借来一台显微镜和片子，一边看一边画。这样的实际操作让他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所以考试的时候，当时6门课总分600，曹期龄考了592分的高分。

大学毕业后，曹期龄以优异的成绩直接被上海心研所破格录取，考虑到曹期龄当时已经35岁，又做过多年的搬运工人，手指练粗了，作为心外科医生的舅舅便建议他不要选择心外科，去心内科。但结果却因为一同被分配到心研所的另外一个女生酒精过敏，只能去心内科，于是曹期龄阴差阳错去了心外科。在心外科，曹期龄因为刻苦和出众的能力，得到了当时心外科主任的特殊培养，一般助手最少要做五年 ，而曹期龄一年半就做了主刀医生。

本以为从此将在心外科探索不止、一路前行的曹期龄万万没有想到，又一次的意外，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同时，也让他的职业方向“转弯”。当时一位从新疆到上海心研所进修的医生不幸染上肝炎，曹期龄因为和这位医生误用一个杯子刷牙，感染急性肝炎大三阳，根据当时文献记载，极少有他这种情况能转为阴性的病例，看着病房里面陆续有人去世，曹期龄绝望不已，然而命运再次出现转折，曹期龄的肝炎竟然奇迹般的转为阴性，而且再也没有复发过。

病后初愈的曹期龄被安排到工作相对轻松的心电图室调养。在心电图室的曹期龄并没有懈怠。1984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超声诊断室(心超室)奠基人姜楞教授从哈佛进修回来，创建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心脏超声诊断科，当时国内食管超声心动图（TEE）在心脏介入中的应用尚未起步，因为有胸外科胸腔镜、纤维食道镜等经验，曹期龄积极争取加入心超室，开展TEE相关研究研究和临床实践。

历经种种艰难曲折和机缘巧合，曹期龄终于和心脏超声结缘，成为国内最早开展TEE的专家之一，自此，也终于找到他职业道路上的心之所向。

30年炼就洞悉心脏病变的“另一只眼睛”

在曹期龄看来，超声在疾病诊断全程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价值：术前和术中超声就像术者的眼睛，帮助术者准确评估病变情况，指导术中策略；术后超声就像法官，可以直接评估手术效果的好坏。然而在国内，超声科往往仅仅作为辅助科室，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超声医生都是临床医生，不单单提供诊断辅助，更要参与到治疗。

1990年，曹期龄自费远赴美国进修，鉴于在国内心脏超声诊断中突出的成绩，曹期龄获得在美国的工作机会，并成为美国介入学会主席、著名国际结构性心脏病介入专家Ziyad Hijazi团队核心成员，开启了其职业生涯的又一段全新征途。

在Ziyad Hijazi团队中，曹期龄充分发挥自己在心脏超声技术发面的优势，致力于心脏超声在结构性心脏病外科手术及介入治疗中的应用研究。Ziyad Hijazi和团队其他成员都非常信任和依赖曹期龄基于超声的判断。Ziyad Hijazi在瓣膜介入治疗方面具有国际领先水平，但每次和曹期龄同台手术，在进行器械尺寸选择时，即使凭借经验能准确判断，但都会习惯性和曹期龄确认。

曹期龄在超声指导瓣膜治疗方面的水平，同样得到了国内同行的高度认可。除了通过活跃在国内各大学术会议中，将临床经验分享给国内同道外，多年来，曹期龄还与中山医院、阜外医院、亚洲心脏病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天津胸科医院、天津儿童医院、天津泰达医院等众多瓣膜病治疗团队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采访中，曹期龄如数家珍的通过实例和我们分享了他与国内多位专家在合作过程中碰撞出的火花：

多年前在和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脏瓣膜外科学术带头人卢聪教授第一次合作，进行超声指导下瓣膜外科手术治疗时，卢聪教授激动的表示 “超声就像把医生的眼睛带到心脏里面，通过超声，我看到的心脏是动态的，瓣膜是活的，病变在哪里、范围有多大、严重程度如何、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术策略是最好的，这些都可以从超声中了解到。”

第一次回国和中山医院王春生教授合作时，通过三维超声指导，两天完成了6例二尖瓣修补术，其中两例术后完全没有反流，三例有轻微的反流，一例有轻度反流，王春生教授同样感叹，超声就像术者的眼睛一样，为术者每一步操作提供准确指导。

在和亚洲心脏病医院陶凉教授合作时，陶凉教授总结道，超声比外科医生的眼睛更敏感，因为往往严重的疾病症状掩盖了轻度的疾病，所以医生经常只看到严重的部分，而当这部分问题纠正后，轻度的病变就暴露出来了，然而在瓣膜手术中，上了瓣膜之后很难再去修复前面的。

“我只关心VenusP-Valve何时能批准上市，不要让患者再等”

本次OCC2019期间，曹期龄在关于法洛四联症治疗讲座中，展现了一段关于一位女性患者，通过接受介入微创治疗后，怀孕生宝宝的故事，影像最后定格在母女俩相互依偎，笑容灿烂、幸福溢于言表的温情画面中。

很难想象，这位妈妈曾经是一位法洛四联症患者。法洛四联症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心脏疾病，曹期龄回忆30年前，他还在中山医院做心外科医生时，国内可以做法洛四联症外科手术的专家屈指可数，而且当时即使经过了特别严格的患者筛选，但手术死亡率仍然达到50%以上。即便现在，法洛四联症的外科手术治疗仍然是一种难度大、风险高的治疗方法。

VenusP-Valve作为全球首款自膨式经导管肺动脉瓣，也是目前我国唯一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经导管肺动脉瓣膜产品，通过微创介入手术的方式，解决了法洛四联症外科纠治术后严重肺动脉反流的问题，把患者从开胸甚至多次开胸的痛苦手术中解脱出来。

上面影片中的妈妈，便是通过植入VenusP-Valve重获新生。而曹期龄便是VenusP-Valve的核心研发专家。

曹期龄清楚的记得，2011年1月18日的晚上，国内创新医疗器械孵化企业找到他，希望和他合作研发一款中国自己的肺动脉瓣。在此之前，全世界只有美国有两款肺动脉瓣膜产品，均为球囊扩张型瓣膜，仅能覆盖特殊解剖结构，病情较轻的患者，且需要首先植入一个支架，再将瓣膜植入。除了美国外，其他国家患者一般6个月到1岁做第一次手术时，放一根很细的人造血管，到五六岁的时候，需要第二次手术放一根较粗的血管，人造瓣膜平均大概10年零三个月就会钙化，意味着患者每隔10年左右就要重新开胸手术，而每次重新开胸手术，死亡率要增加13%。

为中国法洛四联症患者研制一款肺动脉瓣膜，也适合全世界的患者，是曹期龄一直想做的事情，所以与器械孵化企业工作人员充分沟通后，快速组建了研发团队，并在国内做市场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在国内确实每年有大量的患者需要植入肺动脉瓣膜，因此更加坚定了他们研发的信心。

于是VenusP-Valve 肺动脉瓣应运而生。相比其他两款美国肺动脉瓣膜，VenusP-Valve独特的双喇叭口设计以及激光切割瓣架技术，使得其具有强大的径向支撑力，锚定稳定，释放简便，在释放过程中不会出现跳动和移位；在临床上可以满足超过85%患者的需求。为全球唯一可以覆盖大尺寸右室流出道患者的经导管肺动脉瓣，是右室流出道补片术后右室流出道反流病人的唯一选择。

目前，VenusP-Valve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相关的上市前临床研究已经在进行或规划中。其中，按照国内CFDA标准，两年前已经成功完成6家中心55个病例的植入，并且完成6个月随访；包括人道主义救助，国内一共完成了近80例植入；欧盟的CE认证研究也顺利完成200例。且植入病例中100%手术成功，一个月中没有一例因瓣膜原因死亡。

对于如何让VenusP-Valve为患者带来最大化临床获益，曹期龄强调，首先一定要选择合适的病人。“我们是为了治病救人，但不是100%的病人都适合用我们的瓣膜，因此我们一定要严格把关。”第二是要选择合适的瓣膜尺寸；第三，术中一定要严格执行无菌操作。

随着VenusP全球化的推进，很多人预言其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必将为其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但曹期龄却表示“VenusP为厂家带来多少市值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只关心它什么时候能批准上市，让有需要的患者不用再等！”

曹期龄获“OCC结构性心脏病杰出贡献奖”和“VenusP-Valve卓越创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