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7年美国新版高血压指南》对高血压定义、降压目标和测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更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热议。严道医声网有幸就该指南对我国高血压防治管理的影响，采访到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曾春雨教授，并邀请曾春雨教授和大家分享其率领团队在高血压基础研究方面做的探索和取得的进展。

严道医声网：

您如何看待该指南在高血压新定义、新降压门槛、降压新目标值和测量“新方法”等方面更新对我国高血压临床诊疗实践的参考价值？

曾春雨教授：

　　《2017年美国新版高血压指南》将高血压诊断标准前移（≥130/80mmHg），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在非医疗领域引起了很大的讨论。美国新指南制定标准主要来源于SPRINT研究等循证医学证据，但事实上SPRINT研究中入选患者包含了冠心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在内的多种合并症，属于高危患者。美国高血压指南将正常的血压标准定为了130/80mm Hg以下，但事实上，这类高危人群血压目标值并不能代表普通人群的血压，所以130/80mm Hg作为无合并症患者高血压干预切点有待进一步探讨。

　　但总体来看，高血压诊断标准前移的观念应该是受到世界各国专家认可的，看相关指南的变迁，以前≥160/90 mmHg开始干预、后来≥140/90mmHg、现在≥130/80 mmHg。美国制定这样的高血压标准体现了美国的国情，因为美国指南将血压控制在140/90mmHg以下后，全国心血管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现明显的下降。如果在140/90mmHg左右的血压再进一步降低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难度很大，因此，美国相关机构适时提出了130/80mmHg的诊断标准，希望在新的标准下，美国的心脑血管事件进一步下降。

　　美国的指南适合美国的情况，具体到我国的高血压管理，还要考虑我们的实际国情，如果我国高血压诊断标准同样依据≥130/80mmHg，那么我国高血压发病率将达到40%，对于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堪承担之重，也给很多家庭带来额外的负担。高血压病人包括高危病人和低危病人，如何将有限的医疗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是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对患者进行危险分层对我们的高血压管理非常必要：比如血压高于140/90 mm Hg的病人危险程度当然比在130/80 mm Hg到140/90 mm Hg之间的病人危险性高，从国家的角度，应该将有限的医疗资源优先分配给高危病人。当然，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依从性又好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反对将血压降到130/80 mm Hg以下。

　　另外一方面，从临床个体化治疗的角度来说，还需要结合不同患者的实际情况，因为血压高低不是一个独立单一的指标，它和血脂、血糖等危险因素一起影响了心脑并发症的发生。因此，在降血压的同时，还要对其它危险因素进行干预。此外，不同的病人有其特殊性，指南只是提供了一个原则，临床要在指南的基础上讲究个体化原则。例如，对于患有严重冠心病的患者，如果将其血压降至130/80 mm Hg以下，该患者可能出现心肌缺血而导致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因此，对于特殊人群，医生还需要进行个体化治疗。

严道医声网：

您和您的团队在高血压相关基础研究方面做了诸多探索，能否请您和大家分享这方面新的进展和取得的成绩？

曾春雨教授：

　　目前，我们对高血压的认识正如盲人摸象，仍停留在探索阶段，其发病原因仍不清楚。所以目前临床上的五类降压药都是针对某一发病机制所研发的。例如，ACEI主要作用于血管紧张素受体转化酶，ARB是AT1受体阻断剂，而β受体阻滞剂是针对β受体发挥降压作用。包括β受体阻断剂、ACEI、ARB等均为常见降血压药。这类药物都是单靶点药物，只与某一个受体结合，从而发挥降血压作用。但这些药物的受体均为G蛋白耦联受体，我们团队考虑到是否存在可同时作用于多种受体的药物，使单一药物产生多靶点作用，增强药物的降血压作用。

　　现在国际上开发了一个新药叫ARNI，它是沙库巴曲和缬沙坦以摩尔比1:1结合成的盐复合物晶体，在体内可代谢成活性脑啡呔酶抑制剂和AT1受体阻断剂，同时作用于两个靶点，从而达到降血压的同时治疗心衰的作用。那么高血压是否也可以研制出作用于多靶点的新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G蛋白激酶4（GRK4）在心脏、肾脏、血管等血压调控相关的组织或器官中含量较高。通过构建相关转基因小鼠、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等，我们发现了GRK4与高血压的发生密切相关；下调GRK4表达可以发挥降低血压的作用，它作用的靶点不单单为多巴胺受体，还作用AT1、ETB等受体，有望发挥多靶点作用。现在，我们在做的工作就是研发GRK4抑制剂，希望该药可以作用于多个靶点。目前，我们已经申请了相关专利，正在做进一步研究。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尽早成型，造福于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