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数据显示，全世界98%以上的先心病介入治疗病例，接近100%的冠心病介入治疗（支架手术）病例均采取的是放射线引导。但最流行的一定是最好吗？

未必。

近年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潘湘斌教授创新性地将纯超声引导引入心脏介入手术领域，使传统术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近日，潘湘斌教授以他刚刚完成的一例纯超声引导左心耳封堵手术为例，通过对手术步骤、原理、要点的详细讲解，揭开了纯超声引导左心耳封堵手术的“神秘面纱”。

四大好处  纯超声引导介入向普通患者延伸

手术只用了15分钟。

引导使用的是普通的超声机。

“与放射线相比，效果非常的好。”潘湘斌教授表示，用超声代替放射线引导经皮心脏介入治疗，为医患双方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相比二维的放射线，超声的立体成像对介入操作的指导更精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手术难度；

其次，纯超声引导降低了对设备的依赖，有利于介入技术在硬件设施不是太好的地区和医院推广；

第三，避免了放射线和造影剂对医生和患者身体的损伤；

第四，可以大大节约医疗费用。

以左心耳封堵为例，当初考虑采用超声，就是因为早期有的患者肾功能存在严重损伤，甚至个别患者还需要透析，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术中反复去打造影剂，对患者肾功能将造成极大损害。在超声指导下进行左心耳封堵手术时，潘湘斌教授发现，超声的立体成像不仅能更精准地指导房间隔穿刺点定位，而且可以实时立体地展现左心耳的形态，避免了用放射线时反复繁琐的造影和测量过程。

“在释放封堵器的过程中，超声还能帮助术者实时监测调整封堵器植入的深度，这也是很重要的。”潘湘斌教授说。

从患者需求出发  绝不是为了“炫技”

在临床中，“新技术”的需求往往来自患者，作为纯超引导下经皮介入术式的开拓者，之所以在完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探索和实践，潘湘斌教授接受采访时表示，绝不是要“炫技”，为了做超声而做超声，而是说如果当时不做这样的尝试和创新，这些患者可能会错失救治的机会，或者说不能从治疗中最大化受益。

潘湘斌教授强调，左心耳封堵技术本身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风险，房间隔穿刺、根据不同的左心耳解剖形态选择合适的封堵器等关键操作上，不管是传统的放射线引导还是用超声引导，对术者而言都需要一定的学习曲线。

软件和硬件的创新不断开辟着医学的新天地，而医者理念和习惯的转变，同样是驱动医学创新的重要能量。谈到该技术在临床推广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时，潘湘斌教授表示，从实践经验来看，只要经过一定的学习曲线和适应过程，真正掌握了这个技术，它确实是安全有效的。这种习惯和理念转变中最大的获益者，除了病人，还有从放射线下解放出来的医生。

谈到团队中的超声医生，潘湘斌教授笑言，他们不再只是为术者“检查作业的”，而是作为术者参与到手术中。而且并非一定需要资深的超声医生，关键是要能和术者很好的交流沟通。“我们团队中就有很多年轻的超声医生。”

据了解，随着技术的成熟，潘湘斌教授团队逐渐把纯超声引导介入技术从特殊的患者推广到普通患者，除了左心耳封堵术，超声引导下的房缺、室缺、PDA、PS 等经皮介入手术目前在阜外医院均可作为常规手术来开展。一些房缺、PDA等轻症患者，甚至可以不用住院，直接在门诊完成手术治疗。

患者数量巨大  左心耳封堵将步入高速发展阶段

作为我国结构性心脏病专家，潘湘斌教授也向我们介绍了目前我国结构性心脏病防治面临的挑战：一方面，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发病率高，造成我国先心病患者总量较大，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退行性心脏瓣膜病、房颤卒中患者也越来越多。因此，从整体而言，我国结构性心脏病的防治面临着严峻挑战。

以左心耳封堵为例，潘湘斌教授指出，作为结构性心脏病治疗的一种新技术，越来越多的循证医学证据验证了左心耳封堵的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但从总量上看，目前国内左心耳封堵术开展数量和欧美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手术费用偏高；二是技术本身具有一定难度；三是医生和患者接受程度差。

潘教授指出，随着LAmbre等国产封堵器械的研发和临床应用，以及纯超声引导等技术的创新和优化，左心耳封堵在中国应该来说将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

他还表示，欢迎同行来阜外医院，共同探讨超声引导下的左心耳封堵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