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F. Fearon教授与冠脉生理学的缘分，始于在斯坦福接受住院医师和专科培训的时期。

彼时，他已经对临床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并在导师的带领下接触到一种当时尚未在美国获批的新型压力导丝。

“他很慷慨地让我参与研究。”William F. Fearon教授回忆道。

从动物实验起步，研究很快扩展为美国多中心临床试验，与无创负荷试验头对头比较，压力导丝逐渐显露威力——不仅精准，还能直接指导治疗决策。不久后，压力导丝获准在美国使用。

一根纤细的压力导丝，由此成为贯穿他职业生涯的重要研究方向。

新事物的推广，从来不是一条坦途。

“早期的学术会议上，我并不总是最受欢迎的讲者。”Fearon教授笑着回忆。

原因很微妙：早期，FFR主要被用于判断中间程度冠脉狭窄是否真正造成缺血，并据此避免不必要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Fearon教授展示的数据，常常指向同一个结论——某些病变可以暂缓PCI，而介入医生天然更习惯于“做PCI”。

William F. Fearon教授在QICC 2025上分享国际视野下CMD评估的最新进展与临床实践

但随着证据不断积累，观念逐渐改变。

FAME系列研究等里程碑式成果逐渐证明：生理学指导下的PCI，能让医生更审慎、更恰当地使用支架——最大化获益、最小化风险。

如今，在面对中间程度狭窄时，借助生理学信息作出决策，已成为越来越多医生的自然选择。

“这才是我们所有人真正想要的——最好的患者结局。”

医学没有终点，只有新问题。

冠脉生理学的应用已经从中间病变，扩展至多支血管病变、急性冠脉综合征、左主干病变、PCI术后生理学，以及心外膜冠脉正常患者的微循环评估。FFR之外，新指标也层出不穷。

越向前推进，新的问题也不断涌现。

例如，在急性冠脉综合征中，非罪犯病变应如何使用生理学评估？不限制血流却可能存在易损性的中度病变应如何处理？PCI术后异常的生理学结果究竟应如何干预？又该如何从简单的“正常/异常”二分法，进一步借助压力导丝回撤或血管造影衍生技术区分局灶性与弥漫性病变？

“这些问题，都还需要更多研究和数据来回答。”William F. Fearon教授说。

随着冠脉生理学走向更细致场景，冠脉微循环成为下一块重要拼图。

目前，微循环领域进步已经不小，带温度传感器的压力导丝日益可及，热稀释法测量也更易开展。

但要让微循环阻力指数（IMR）这类评估真正从“专科工具”走向“常规检查”，William F. Fearon教授指出了两个关键词——简化和落地。

“流程要更简单，还要足够准确。”

更关键的是：测出来之后怎么办？

“当IMR升高时，应当给予什么治疗？这些干预能否转化为更好的临床结局？"William F. Fearon教授说道，现有随机研究已经提示，通过针对性管理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如果未来还能进一步证明其对生存、心肌梗死等更硬终点的改善，那么微循环评估的临床价值将更加清晰。

与此同时，血管造影衍生生理学也让William F. Fearon教授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他预计，这类技术将明显提高导管室中生理学评估的使用率——尤其对于此前并未常规开展生理学评估的人群，更加简化、便捷的技术可能成为进入这一领域的入口。

“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的发展，期待这些技术在未来5-10年变得更加准确、更加高效，也更加快速。”

工具越来越多，会不会有朝一日出现一个“包办一切”的超级方案？

William F. Fearon教授的答案是否定的。

他的未来愿景是：

生理学负责回答“该不该做PCI”；

血管内影像负责“怎么把PCI做好”；

至于术后生理学评估能否预测远期事件，则交给未来的数据去回答。

“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合理、有效、成本可控地用好这些工具。”在他看来，精准介入的未来，是不同工具各司其职、彼此衔接的“组合式决策”，而非寻找单一答案。

多年与QICC的交集，让William F. Fearon教授有幸见证中国冠脉介入的飞跃成长。“能够参与其中、贡献一点力量，我感到非常兴奋和荣幸。”他特别感谢王建安教授及QICC组织者多年来的邀请，并高度赞叹中国专家为心血管事业付出的努力。

他特别提到FLAVOUR系列研究：“FLAVOURⅠ和FLAVOURⅡ是全球高水平的冠脉生理学与影像学研究，正在改变临床实践。”

当冠脉介入越来越从“单一技术”走向生理学、影像学等多维信息整合，William F. Fearon教授也期待QICC继续发挥平台作用，推动精准PCI理念落地，帮助更多患者。

“二十年来，QICC的成长令人惊叹，它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医学教育、临床实践与科学研究。期待它的未来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