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牵引我职业生涯的，不是某个生理学指标，也不是某项影像技术，而是一个又一个临床问题。” Bon-Kwon Koo 教授说，“我想找到一套更可靠、更具普适性的标准，去判断病变是否真正造成心肌缺血。”

换句话说，我们是在治疗“影像”，还是在治疗“病人”本身？

这份思考，在分叉病变的处理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冠脉分叉病变，是介入医生最头疼的难题之一，哪个支更该放支架？有些侧支看起来很严重，真的有必要处理吗？

Bon-Kwon Koo教授提到，早年研究被主支支架“跨桥”覆盖的侧支时，发现了一个反直觉的现象：很多造影上看起来严重狭窄的侧支，FFR数值却未必达到缺血阈值。

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看起来严重”的地方都需要处理。借助生理学评估，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操作。

这个发现也让他确认，生理学真正该传递的，不是拘泥于具体数值，而是让医生建立“先理解病变本质，再决定是否及如何干预”的临床思维。这一理念，已经被纳入韩国、日本与欧洲共同发布的相关立场文件。

如果说分叉病变让Bon-Kwon Koo教授思考“怎样把介入做得更合理”，那么他与王建安教授团队合作十余年的FLAVOUR系列研究，追问的则是另一个长期存在于导管室里的问题：

面对冠脉病变，到底该相信生理学还是影像？

很多人以为，FLAVOUR研究就是为了比较血流储备分数（FFR）与血管内超声（IVUS）哪个更厉害。

Bon-Kwon Koo教授纠正了这个误解。

“我们不是在比较两种工具谁更好，而是在比较两种决策逻辑。”

一种是“影像逻辑”：先看血管狭窄程度，决定是否干预，再用影像优化手术。另一种是“功能逻辑”：先用生理学判断病变是否真的造成缺血，再决定是否血运重建。

FLAVOUR 研究真正想回答的，是哪种决策方式能在不牺牲疗效的前提下，让更少的患者被植入支架。

在QICC 2025上，Bon-Kwon Koo教授报告了FLAVOURⅠ试验的长期随访结果，该长期随访结果已发表于JACC：中位随访 6.3 年，两组主要复合终点无显著差异；FFR组总体靶血管PCI率显著更低（38.8% vs 60.5%）。 如今，系列研究还在不断升级：FLAVOURⅡ纳入了更便捷的血管造影衍生FFR，FLAVOURⅢ已完成入组，FLAVOUR Ⅳ也已进入新的研究阶段。

“未来的FLAVOUR不会再局限于‘一种设备对另一种设备’或‘一种理念对另一种理念’，而会更加重视整合。”Bon-Kwon Koo教授说。结合患者基线情况、病变特征、无创检查结果，借助人工智能辅助判断该选用什么检查、如何处理病变。

理想很丰满，落地却绕不开现实。

谈到亚太地区的推广，Bon-Kwon Koo教授坦言，冠脉生理学和血管内影像常规应用的最大障碍，不是技术本身，而是钱。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报销政策差异巨大，有些地方两类技术都能覆盖，有些只能报一种，还有不少地区根本缺乏相应保障。

“再好的技术，如果成本过高、流程过于复杂，也很难真正走入日常实践。”

因此，他特别关注如何让工具“瘦身”。血管造影衍生生理学减少了额外器械操作，影像技术也在向功能学延伸，例如基于IVUS或OCT的计算FFR，人工智能则可以把更昂贵的检查，优先用于真正适合的患者。

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理念普及。

“只有医生真正理解这些工具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证据才能转化为临床实践中的决策。”Bon-Kwon Koo教授强调。

这也是他多年来持续参与QICC的原因之一——一个好的学术平台，不仅要展示前沿，更要让理念下沉。

在Bon-Kwon Koo教授眼中，QICC早已不只是一场“中国的会”。

亚太地区贡献了全球大量冠脉生理学和影像学的证据，但下一步更关键的，是把这些认识转化成更高效、更具成本效益、更容易推广的临床路径。这需要教育，需要共享，更需要一个让不同国家观点相遇、碰撞、再整合的场域。

“QICC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Bon-Kwon Koo教授说。

“希望QICC继续成为亚太乃至全球合作的重要支点，让跨地区、跨学科的交流保持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