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IC 2026|创融论坛·大师论道:心内外科同台论道,激辩中探寻临床决策更优解


当前,心血管疾病诊疗正从单一学科模式迈入多学科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内外科技术边界日益模糊,临床决策愈发依赖跨学科共识。然而,在冠心病血运重建的策略取舍、瓣膜病干预的时机与方式、心衰治疗路径选择等领域,内科与外科的理念分歧依然存在。亟需搭建高水平学术对话平台,推动观点碰撞与经验互鉴。


8月1日,2026杭州心血管创新大会(HCIC)暨浙江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大会“创融论坛”再度启航。论坛延续“大师论道-内外科碰撞”的核心议程,直击四大临床争议:中低危重度主动脉瓣关闭不全,TAVR年龄能否突破60周岁?低EF冠脉多支病变,PCI优先还是CABG优先?合并大左房的孤立持续性房颤,导管消融优先还是外科消融优先?药物控制不佳的晚期心衰,ICD+CRT植入优先还是心脏移植/人工心优先?全国顶尖心内科与心外科专家列阵论道,在激辩中探寻共识,于碰撞中重塑边界,共启心血管诊疗的破局之门。



本次创融论坛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马量教授郭晓纲教授领衔,汇聚国内心血管领域顶尖力量,共启巅峰对话。由广东省人民医院罗建方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万松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傅国胜教授、南京市第一医院陈鑫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杨庆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孟旭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胡晓晟教授、广东省人民医院黄劲松教授担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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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位讲者率先亮剑,围绕辩题各抒己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卜军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李海洋教授、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吴永兵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潘文志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张培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高歌教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伟剑教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戴小福教授,从内外科双视角亮剑,以证据为刃,激荡思维,共探诊疗更优解。


话题1:低EF的冠脉多支病变,PCI优先还是CABG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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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合并低射血分数(低EF)的冠脉多支病变患者,如何权衡血运重建的近期风险与远期获益,是多学科决策的难点。本环节心内外科专家将围绕这一高危人群的最优策略展开深度解析。


低EF冠脉多支病变:PCI优先



卜军教授结合病例指出,对于合并低LVEF的缺血性心肌病伴冠脉多支病变患者,若为急性冠脉综合征,指南与临床实践均更倾向PCI优先;而在慢性冠脉综合征合并心衰的患者中,虽然指南多推荐CABG,但其证据基础主要源于早期研究,未能充分反映当代PCI在影像引导、功能评价及器械革新方面的飞跃。治疗决策应依托心脏团队,综合解剖复杂性与手术风险进行个体化分层,必要时合理启用循环辅助装置。他呼吁心内科与心外科加强协作,共同推进基于国人数据的高质量研究,为中国方案的建立提供坚实循证支撑。


低EF冠脉多支病变:CABG优先



李海洋教授认为,对于射血分数降低的缺血性心肌病患者,现有循证证据显示CABG在远期生存率、心源性死亡及再次血运重建方面均优于PCI,尤其对于多支病变、左主干病变及合并糖尿病的患者优势更为显著。外科实现完全血运重建的能力是CABG获益的关键基础。在临床决策中,他主张结合存活心肌检测、冠脉解剖条件和手术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并分享了在循环辅助装置支持下成功为高龄高危患者实施CABG的病例。


心外科&心内科·大师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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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科代表:南京市第一医院张俊杰教授、广东省人民医院罗建方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张芙荣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刘炳辰教授


心外科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薛松教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刘金成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田海教授、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邵国丰教授、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徐建军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万松教授


讨论环节中,心内科与心外科代表围绕低EF冠脉多支病变的血运重建策略展开深入交流。与会专家指出,现有随机对照研究多开展较早,难以反映当代PCI在循环辅助装置和影像学指导下的真实水平。低EF冠心病患者异质性强,决策不宜以“孰优孰劣”简单定论,而应综合年龄、靶血管条件、脏器功能等个体因素进行精细权衡。当前我国心内科介入能力已跻身国际前列,亟需在对等条件下开展本土头对头临床研究。国内尚缺乏自主循证指南,PCI与CABG的临床应用比例严重失衡,心脏团队建设仍面临较大挑战。


话题2:中低危重度主动脉瓣关闭不全,TAVR年龄能否突破6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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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主动脉瓣狭窄,TAVR应用于单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挑战更大。对于中低危重度关闭不全患者,60岁这一相对年轻的年龄界限,成为内外科策略选择的争论焦点。


不能突破,SAVR优先



吴永兵教授表示,TAVR与SAVR各有优劣,但现有数据显示TAVR与更高的全因死亡风险相关。他强调,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与狭窄在解剖上差异显著,前者缺乏钙化锚定点、瓣环偏大且常合并升主动脉扩张,TAVR操作难度与风险更高。从全生命周期管理角度看,年轻患者预期寿命较长,外科手术可选用机械瓣或实施瓣膜修复,远期效果确切、再干预风险低;TAVR瓣膜耐久性尚缺乏长期随访数据,二次干预时瓣膜取出困难、手术风险极高,冠脉阻塞风险亦不容忽视。TAVR在年轻低危患者中缺乏充分循证依据,SAVR仍应作为首选治疗策略。


可以突破,TAVR优先



潘文志教授指出,微创化是各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TAVR顺应这一潮流,在60岁以下主动脉瓣关闭不全患者中的应用势不可挡。体外模拟研究证实,起始植入足够大的瓣膜可支持多次瓣中瓣操作而不产生显著压差;AR患者解剖特点对冠脉介入影响小,二次干预冠脉风险低;TAVR在低危患者中围术期安全性良好,且有外科作为后备保障。瓣膜耐久性、高压差、冠脉介入及起搏器植入等顾虑,在AR-TAVR中从理论到实践均可逐步克服,TAVR向年轻化推进具备可行性,期待更多临床研究提供重磅证据。


心外科&心内科·大师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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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科代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宋光远教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修建成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傅国胜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潘文志教授


心外科代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来永强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吴钟凯教授、南京鼓楼医院王东进教授、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林柏松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马量教授、南京市第一医院陈鑫教授


围绕中低危重度主动脉瓣关闭不全患者TAVR能否突破60周岁这一焦点,与会专家形成鲜明碰撞。一方认为TAVR创伤小、恢复快,专用器械持续优化,早期临床结果令人鼓舞;另一方则指出,现有循证证据主要来自主动脉瓣狭窄人群,而主动脉瓣关闭不全患者的TAVR应用缺乏长期随访数据,二次干预风险与难度均较高。总体而言,多数专家主张TAVR在该人群中的应用应持审慎态度,在充分评估与知情同意前提下稳步探索,并期待更多长期随访证据的支撑。


话题3:合并大左房的孤立持续性房颤,导管消融优先还是外科消融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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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心房基质已发生显著改变的大左房持续性房颤患者,单纯肺静脉隔离常显不足。本环节将聚焦这一难治性房颤亚群,比较内外科消融的技术优势与策略差异。


导管消融优先



张培教授指出,合并大左房的孤立持续性房颤应优先考虑导管消融。随着压力监测、高精密度标测、量化消融及脉冲电场消融等新技术应用,消融效率与安全性显著提升。导管消融成功率受多种因素影响,需综合评估,巨大心房并非导管消融的绝对禁忌。通过临床病例证实,大左房患者消融后仍可恢复窦律,部分患者左房结构出现不同程度逆转,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他认为,导管消融可有效降低房颤负荷,应作为此类患者的首选治疗,内外科联合消融在复杂病例中可作为补充策略。


外科消融优先



高歌教授认为,合并大左房的持续性房颤应优先考虑外科消融。随着左房重构与纤维化加重,内科导管消融复发率显著升高,而外科消融可实现确切透壁性损伤,双侧肺静脉隔离效果可靠,并可彻底处理左心耳。多数研究显示,无论是作为首选方案还是用于导管消融失败后的补救治疗,外科手术在窦律恢复与维持方面均优于导管消融。他指出,内外科复合消融技术,一年房颤免除率达70%以上,且不增加围术期并发症,可作为此类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案。


心外科&心内科·大师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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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科代表:浙江求是心血管病医院沈法荣教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伟剑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胡晓晟教授、浙江大学绍兴医院常栋教授、宁波市第二医院杜先锋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杨庆教授


心外科代表: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陶凉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薛松教授、江苏省人民医院邵永丰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常发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孟旭教授


讨论环节中,双方观点交锋激烈。力主导管消融优先的专家强调其创伤小、可重复性强,随着压力监测与脉冲场消融等新技术的应用,成功率和安全性已显著跃升;倾向于外科消融优先的专家则认为迷宫术窦律维持率更高,透壁性确切,且处理左心耳的效果优于封堵器。多数专家认同,应综合房颤持续时间、左房大小及患者意愿进行个体化决策,内外科联合治疗在特定患者中可能收获更优疗效,加强学科协作正是改善预后的关键所在。


话题4:药物控制不佳的晚期心衰,ICD+CRT植入优先,还是心脏移植/人工心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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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优化药物治疗仍无法控制晚期心衰进展时,选择器械支持治疗还是直接过渡到移植或人工心脏,关系到患者生存链的最优搭建。本环节将拨开迷雾,直指两种策略的适宜人群与最佳时机。



黄伟剑教授指出,对于充分GDMT后仍为NYHA III-IV级的药物控制不佳晚期心衰患者,应优先考虑ICD+CRT植入。ICD+CRT属于病因干预范畴,且并发症少、费用低、可及性高。决策前应评估CRT反应性,追求最优心脏同步化治疗,传导系统起搏可能效果更佳;单纯ICD不解决心功能问题,可加用CCM。多个临床病例证明,部分原本准备移植的患者在接受传导系统起搏等同步化治疗后心功能显著改善,免于移植。他认为,心脏移植应作为最后选择,在充分评估CRT反应性后再行决策,不可过早使用,但也不宜延误时机。若CRT无效,则应及时评估移植或人工心脏。


尽早进行心脏移植/人工心



戴小福教授指出,ICD+CRT仅适用于存在明确电不同步表型(宽QRS、LBBB)的阶段性干预,其无应答率高达30%以上,无应答者住院率和死亡率显著升高。终末期心衰患者心肌已发生广泛纤维化和坏死,CRT获益极为有限。相比之下,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可提供接近正常的生活质量,远期生存率均优于CRT,延误时机将使患者错失手术窗口。他强调,临床决策应依托多学科团队动态评估,尽早识别“黄金窗口”,对反复住院、正性肌力药物依赖或CRT预期无应答的高危患者,应及时转诊评估LVAD或心脏移植。


心外科&心内科·大师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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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科代表:浙江求是心血管病医院沈法荣教授、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许轶洲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杨庆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孙雅逊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胡晓晟教授


心外科代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贡鸣教授、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王嵘教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乔晨晖教授、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刘志刚教授、广东省人民医院黄劲松教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戴小福教授


讨论环节中,专家们围绕药物控制不佳的晚期心衰治疗策略展开深入交流。与会者一致认为,ICD+CRT与心脏移植/人工心脏并非对立的治疗选项,而是心衰治疗的不同阶段,前者针对心室不同步等可逆病因,后者为终末期终极手段。临床决策应首先明确心衰病因、实现精准诊断,对适应证明确的患者优先给予器械治疗;一旦病情进展至不可逆阶段,则应尽早评估移植或人工心脏,避免错失最佳干预窗口。多数专家强调,晚期心衰治疗应遵循阶梯化、个体化原则,心内科与心外科需密切协作,共同制定最优治疗策略。


破学科壁垒 答临床之问

以碰撞求解 以融合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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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师论道-内外科碰撞”为形式,本次创融论坛的四场交锋,表面辩的是术式优劣,深层追问的却是同一命题——面对具体而复杂的生命,如何回归“患者真正需要什么”这一问题。无论是低EF冠脉多支病变的决策权衡、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年龄之辩,还是大左房房颤的消融路径选择、晚期心衰的阶梯治疗之争,都在反复印证一个共识:单一学科的视野终有盲区,最优解往往不在某一方技术的巅峰,而在内外科的交汇地带。


碰撞的目的并非分出高下,而是让彼此的认知边界在激辩中清晰浮现,使个体化决策在共识中逐步生长。心血管诊疗的进阶,已不依赖于某一项技术的单点突破,而越来越倚重跨学科的系统协同。期待创融论坛持续发挥引领效应,凝聚更广泛的学术共识,催生更多根植于中国人群的高质量临床证据,推动“内外共治”从理念走向实践,最终惠及每一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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