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血管疾病是以动脉粥样硬化为共同病理基础、累及多个血管床（冠状动脉、脑血管及外周动脉）的一类疾病的总称，主要包括缺血性心脏病、缺血性卒中和外周动脉疾病，常表现为多血管疾病，累及两个或更多血管区域。当前的流行病学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一血管床病变，尚缺乏对泛血管疾病整体负担的系统性整合。这种碎片化的研究模式带来以下局限：

在此背景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院士团队开展本研究，旨在系统整合1990—2021年全球204个国家及地区的泛血管疾病患病数据，综合时空异质性数据，阐明不断演变的危险因素模式，并预测至2050年的流行趋势，为全球泛血管疾病防控策略提供循证依据。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研究2021数据库。GBD 2021覆盖204个国家和地区，纳入371种疾病及87项危险因素，所有数据按年龄、性别分层。针对缺血性心脏病、缺血性卒中和下肢动脉疾病的患病率估计，GBD研究采用贝叶斯Meta回归工具DisModMR 2.1，整合多源流行病学数据以确保估计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分解分析

研究采用标准分解分析方法，首先按性别对数据进行分层，随后将1990年至2021年间三种疾病患病人数的总变化分解为三个独立驱动力因素的贡献：

健康不平等分析

本研究采用两种标准化工具评估跨国健康不平等：

预测分析

基于1990—2021年的历史趋势，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估算年度百分比变化。

1. 2021年全球泛血管疾病负担

2021年，全球缺血性心脏病、缺血性卒中和下肢动脉疾病的患病人数分别约为2.543亿、6990万和1.137亿。对应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SPR）分别为每10万人2946例、819例和1326例。

按性别分层：

2. 区域分布与社会人口学指数（SDI）分层

在21个GBD地理区域中，东亚地区三种疾病的患病人数均居首位，分别为6550万、2150万和2960万。

在国家层面：

图1. 2021年缺血性心脏病患病率的年龄标准化率（A）、1990至2021年患病例数相对变化（B）及年龄标准化患病率的估计年度百分比变化（C）。

图2. 2021年缺血性卒中患病率的年龄标准化率（A）、1990至2021年患病例数相对变化（B）及年龄标准化患病率的估计年度百分比变化（C）。

3. 驱动因素分解分析

分解分析显示，人口增长是过去30年泛血管疾病患病人数上升的首要驱动因素。

值得关注的是，流行病学变化对下肢动脉疾病呈现负向贡献（-18.9%），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带来的负担。

图3. 1990至2021年按人口层面决定因素（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和流行病学变化）划分的缺血性心脏病患病率变化，按SDI五分位区域（A）及地理区域（B）分层，并分性别展示。

4. 健康不平等分析

5. 2050年趋势预测

模型预测显示，至2050年：

图4. 缺血性心脏病患病率年龄标准化率的全球变化趋势（1990—2021年）及其2022—2050年预测趋势。

图5. 缺血性卒中患病率年龄标准化率的全球变化趋势（1990—2021年）及其2022—2050年预测趋势。

研究意义与讨论

本研究是首个系统整合三种主要血管床病变、采用统一分析框架评估全球泛血管疾病负担及其多维驱动因素的研究，其核心学术贡献体现在：（1）突破了既往单一血管病变研究的范式局限；（2）量化了人口增长、老龄化与流行病学变化在不同SDI层级、不同性别中的差异化贡献；（3）发现高SDI国家承担更高ASPR的现象，提示单纯以经济发展水平预判疾病负担可能存在偏差；（4）提供了至2050年的趋势预判，为全球卫生资源中长期规划提供参考。

公共卫生启示

泛血管疾病患病率持续上升，人口增长和老龄化是主要驱动因素，中低收入国家疾病负担尤为严重。高SDI区域流行病学变化对疾病负担呈显著负向贡献，表明有效干预可抵消人口增长与老龄化的压力；而中低SDI区域改善效应甚微，揭示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防控成效的巨大鸿沟。高SDI国家负担更重，可能与人口规模、诊断能力及环境因素（空气污染、极端温度）有关；低SDI国家缺血性心脏病ASPR更高，反映医疗资源有限、健康教育和预防措施不足。未来需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并深化国际协同合作。

这项研究的价值，不只在于给出一组全球患病率数字，更在于提醒我们：以动脉粥样硬化为共同基础的缺血性心脏病、缺血性卒中和下肢动脉疾病，不应继续被割裂地理解和管理。它们发生在不同血管床，却共享许多危险因素、病理过程和预防策略。将三者纳入统一框架，有助于从“单器官、单病种”的防治逻辑，转向“全血管、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第一，疾病负担上升的核心驱动力不是单一危险因素，而是人口结构变化与流行病学转型的叠加。研究显示，过去30年间，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是泛血管疾病患病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尤其在东亚和南亚，人口增长、老龄化以及流行病学变化共同推动缺血性心脏病负担上升。

第二，流行病学变化具有“双面性”。在部分高SDI地区，流行病学变化对疾病负担具有一定抵消作用，提示早筛、规范治疗、控烟、降脂、血压和血糖管理等公共卫生措施确实可能减缓疾病进展。但在中低SDI地区，这种改善效应有限，反映出基层筛查能力、健康教育、慢病长期管理和医疗可及性仍存在明显短板。

第三，高SDI地区负担更高并不等同于“富裕导致疾病”，而应结合诊断能力、人口年龄结构、生活方式和环境暴露共同理解。研究发现，高SDI地区部分泛血管疾病负担更高，可能与人口规模较大、工业化、城市化相关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有关。与此同时，低SDI或低中SDI地区缺血性心脏病年龄标准化患病率较高，则提示基础疾病负担、预防不足、诊断延迟和医疗资源限制仍是关键问题。

第四，泛血管疾病防治应前移关口。完全消除泛血管疾病并不现实，但高血压、糖尿病、吸烟、不健康饮食、缺乏运动等危险因素可以通过持续公共卫生干预被识别和控制。未来防控策略不应只停留在急性事件救治，而应建立覆盖冠脉、脑血管和外周动脉的综合筛查体系，强化高危人群识别、长期随访、生活方式干预和标准化药物治疗。

因此，这项研究最重要的启示是：泛血管疾病不是三个疾病负担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类系统性血管健康问题的集中呈现。面对2050年仍将持续增长的患病规模，全球防治策略需要从碎片化走向整合化，从治疗端后移走向预防端前移，从单国经验走向国际协同。只有把“泛血管疾病”真正嵌入公共卫生和临床实践，才能在老龄化时代减轻泛血管疾病带来的长期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