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多年，冠脉介入领域已经形成越来越明确的共识：不能只看狭窄，更要看缺血；不能只追求“把血管撑开”，更要追求“是否真正改善了功能学”。 正因如此，功能学的普及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楚：既要有足够的诊断可信度，也要尽可能降低导管室使用门槛。ACC 2026 上 ALL-RISE 与 FAST Ⅲ 的共同价值，正是在于把“功能学前移”这件事再次推向台前。

但“更容易做”并不等于“所有问题都被解决”。现阶段，影像衍生 FFR 最成熟的证据，主要集中在常规中度病变、标准化造影条件下的功能学前移；而相关综述同时指出，这一类技术的早期验证普遍排除了开口病变、左主干病变、分叉病变等复杂解剖，以及急性心肌梗死、微循环障碍、心衰、重度主动脉瓣狭窄等复杂临床情形。换句话说，在更复杂病变和更复杂决策场景中，真实的跨病变压力测量、pullback 分析、必要时追加充血评估，仍然是有创功能学最重要的优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项由葛均波院士牵头、国内11家中心联合开展的中国原创多中心研究——SUPREME II，更凸显出其在推动功能学创新与临床学术价值落地中的重要意义：它讨论的不是“功能学是否重要”，而是进一步回答——在压力微导管平台上，能否建立一种临床上真正可用的静息决策工具，并在灰区值和复杂决策场景中，把静息态与充血态更合理地结合起来。

SUPREME II 是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研究纳入 466 例患者、483 支目标血管，均为造影下 30%–90% 直径狭窄病变；所有目标血管分别接受压力导丝与压力微导管测量，并在静息和充血状态下按随机顺序完成评估。研究的核心，是验证基于压力微导管平台的新型非充血压力比 cRR（constant resistance ratio） 的诊断性能。

从概念上看，cRR 并不是简单重复已有 NHPR 的表达方式。它试图在静息状态下识别冠脉阻力相对恒定的分析窗口，从而形成一种更适合压力微导管平台的静息态功能学语言。SUPREME II 所推进的，并不只是“多了一个数值”，而是压力微导管平台开始具备自己的静息态决策能力。 这也是这篇研究最值得传播的创新点：它不是单纯为了“替代腺苷”而生，而是让功能学在冠脉诊疗中的使用，变得更轻、更快、更顺畅。

SUPREME II 最突出是 cRR 本身的诊断表现。研究显示，cRR 的最佳 cut-off 为 0.89；以压力微导管 FFR≤0.80 为参考时，cRR 的总体正确分类率为 82.8%，敏感度为 87.0%，特异度为 80.1%，AUC 为 0.92；即使以压力导丝 FFR 作为参考，AUC 仍达到 0.90。这说明，作为一种基于压力微导管的新型静息指标，cRR 不只是“可以测”，而且已经展现出优秀的诊断判别能力。

如果把 cRR 放到当前 NHPR 的整体语境下看，它的意义会更加清楚。AHA 最新科学声明明确指出，FFR 仍是有创生理学评估的参考标准，而传统 NHPR 与 FFR 的总体一致率大约只有 80%；声明给出的 NHPR 整体诊断性能约为：准确率 80.4%、敏感度 78.9%、特异度 82.4%。从这个角度看，SUPREME II 中 cRR 所体现出来的高敏感度与 AUC 0.92，至少在该研究所定义的平台和参考标准下，显示出比“传统 NHPR 一般水平”更强的二分类闭环能力。

但真正打动临床的，未必只是这些统计学数字，而是它带来的易用性价值。过去影响功能学普及的，不只是理念问题，更有流程问题：是否需要常规充血、是否增加导管室负担、是否影响术者接受度。cRR 的出现，恰恰提供了一个更友好的入口——先用静息态工具完成首轮筛查，再把更复杂、成本更高的充血评估留给真正需要的病变。 这使功能学不必“病例一上来就进入充血流程”，而是可以先以更轻的方式嵌入日常诊疗。

这里有一个临床上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为什么 cRR 的 cut-off 是 0.89，而 FFR 的阈值是 0.80，两者却不能简单对应？

AHA 的回答非常关键。科学声明指出，静息态指标与充血态指标本来就不是在测量同一件事。FFR 与 NHPR 的不一致，往往并不是因为某一个指标“错了”，而是因为两者反映的是不同血流状态下的病变生理学信息：例如，近端 LAD、大供血范围、高流量、局灶病变，更容易出现 FFR 异常而 NHPR 正常；而弥漫病变、低 CFR，则更容易出现 FFR 正常而 NHPR 异常。因此，静息态 cut-off 与充血态阈值不一致，并不意味着谁更“高级”，而是意味着它们各自承载着不同的诊断价值。

也正因如此，AHA 对边界值的态度非常明确：对于 NHPR 0.86–0.93 这类灰区值，不能机械地按单一 cut-off 做“二分法”判断，而应考虑进入杂交策略；同时，FFR 与 NHPR 都存在约 ±0.02 的测试－复测波动，因此越接近阈值，越要结合临床背景，而不是只看一个数字。

这恰恰与 SUPREME II 的逻辑完全一致。研究显示，当 cRR 位于 0.85–0.91 时，再补充 FFR 进行判断，形成 cRR-FFR hybrid strategy，其与 FFR-only 策略的总体一致性可达 95.3%，同时可使 68.5% 的患者免于使用血管扩张剂。也就是说，如果临床真正想判定缺血，仅靠静息态“强行二分”并不是最优解；对静息态灰区值追加 FFR，反而更接近真实的生理学逻辑。

更重要的是，在更复杂病变和更复杂决策场景中，这种“静息先筛查、充血再定夺”的思路更有现实意义。AHA 对左主干、串联病变、开口病变等都特别强调：NHPR 与 FFR 的不一致会被进一步放大，单纯静息态判断更容易受供血范围、病变形态和血流变化影响；在这些场景里，额外的 FFR、pullback 乃至腔内影像仍然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串联病变中，AHA 直接指出，有创压力导丝/微导管的慢速回撤与复测，仍是安全、有效指导 PCI 的关键手段。

首先，它再次证明：功能学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精准 PCI 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 ACC 上 ALL-RISE 与 FAST Ⅲ 代表了功能学“更前移、更简化”的方向，而 SUPREME II 则补上了另一块关键拼图：当导管室真正面对边界值、灰区值和复杂决策病变时，仍然需要一个既易用、又能与 FFR 协同的工具。

其次，它提示我们，未来导管室的功能学路径，未必只存在“全做 FFR”这一种模式。静息优先、灰区补充、按需充血，很可能会成为更符合临床效率与接受度的路径设计之一。尤其在中国导管室，真正限制功能学使用的，很多时候并不是理念不认可，而是流程负担、充血药物顾虑和团队执行门槛。cRR 所提供的，正是一个更适合普及的入口。

再次，它也强化了一个值得在传播中讲清楚的观点：在复杂病变中，有创功能学仍比影像衍生 FFR 更具确定性。 影像衍生 FFR 当前最成熟的证据，主要集中在较标准化的 intermediate lesion 场景；而对于左主干、分叉、开口、串联、弥漫病变等复杂场景，真实跨病变压力测量、充血态确认、pullback 回撤以及必要时与腔内影像结合，仍然是有创功能学不可替代的优势。SUPREME II 并没有否定影像衍生 FFR 的价值，但它更清楚地说明：在真正需要精准定夺的地方，联合诊断策略更准。

最后，这项研究本身也是中国团队在冠脉功能学创新中的一次重要发声。11 家中国中心共同完成的前瞻性数据，不只是学术上的发表成果，也让这项研究更贴近中国导管室的真实问题：如何让功能学不只是“正确”，更要“好用”。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院士PI、李晨光教授）、广东省人民医院（陈纪言教授、杨峻青教授）、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石蓓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唐熠达教授）、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王焱教授）、山东省立医院（苑海涛教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马康华教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周浩教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马翔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傅国胜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