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作为全球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的首要原因，每年导致约1790万人死亡。临床上，CAD主要分为ACS和CCS。尽管药物治疗和血运重建技术取得了显著进展，但CAD患者仍然易于反复发生不良心血管事件，持续带来沉重的疾病负担。因此，早期识别高危患者，进行精准的风险分层并优化个体化治疗方案至关重要。

胰岛素抵抗（IR）作为代谢综合征的核心标志和风险倍增因子，已被证实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易感性。TyG指数，作为一项结合空腹血糖与甘油三酯水平的复合指标，因其简单易算且敏感度和特异度较高，在临床实践中被广泛视为评估IR的可靠指标。近年来，TyG指数已成为CAD领域具有潜力的生物标志物。既往横断面研究表明，较高的TyG指数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显著相关。然而，关于TyG指数对CAD长期预后（尤其是死亡风险）预测价值的证据仍然有限且结论不一，其在ACS与CCS不同亚型中的预后作用更是尚不明确。

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开展大样本、长期随访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系统探究TyG指数与CAD长期预后的关联，明确其在不同临床表型中的预后预测效能，为精准风险分层和个体化防治提供高质量的循证医学依据。

研究收集了受试者的基线资料，包括人口学特征、生命体征、生活习惯史、既往病史（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及用药情况，并测量了相关实验室指标。研究的主要结局指标是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CVD）死亡，次要结局指标是MACE。MACE被定义为包括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卒中、心力衰竭住院和任何血运重建术在内的复合终点。

数据分析采用了一系列统计方法，包括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分析探索TyG指数与结局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应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评估TyG指数与结局风险的关联（TyG指数既作为连续变量也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分析），并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此外，还进行了亚组分析，以评估TyG指数在不同CAD亚型（ACS与CCS）中的预后价值。

基线特征分析显示，随着TyG指数三分位数的升高，患者的体重指数（BMI）、血压、心率、血脂（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糖（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以及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吸烟的患病率均呈现递增趋势（表1）。另外，T3组患者的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及吸烟比例更高，降糖药与降压药的使用率也更高（P值均<0.05）。T2组男性患者占比较低。在CAD亚型分布方面，T3组的ACS比例较低。（补充表S2，补充表S3）

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分析显示，随TyG指数升高，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及MACE风险均呈单调递增趋势（图2）；Kaplan-Meier生存曲线亦证实，TyG指数三分位数越高，患者预后越差，在总体人群中，三组间的全因死亡、CVD死亡及MACE均存在显著差异。（图3）。

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经过对年龄、性别、BMI、收缩压、吸烟、饮酒、ACS、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心率等混杂因素进行调整后）表明，TyG指数作为连续变量是全因死亡和CV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HR]分别为1.22和1.61）。与T1组相比，T3组发生全因死亡、CVD死亡和MACE的风险分别增加了1.34倍、1.99倍和1.17倍。（表2）

亚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TyG指数在CAD不同亚型中的独特预测价值。在ACS患者中，连续TyG指数与全因死亡风险的增加显著相关（HR=1.33）。而在CCS患者中，连续TyG指数则与CVD死亡风险的增加显著相关（HR=1.79）。更值得注意的是，在CCS患者中，T3组相较于T1组，CVD死亡风险增加了2.15倍。（图4）

本研究已证实，TyG指数与冠心病患者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及MACE风险升高显著相关，在ACS与CCS患者中均具有预后预测价值，且在CCS患者中该价值表现更为突出。这些结果提示，TyG指数可作为冠心病预后预测的可靠生物标志物；同时，其依托常规检测即可计算的特性，能为早期识别高危患者、优化风险分层提供经济高效的可行工具。

未来更期待多中心、跨种族的队列研究，验证其临床价值及最佳临界值，以提升结果普适性。另外，TyG指数在不同亚型冠状动脉疾病中的病理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针对TyG指数的治疗策略对冠状动脉疾病患者的潜在获益，也需要更深入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