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第十九届钱江国际心血管病会议（QICC 2025）的全体大会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院士以“冠脉介入治疗的再思考”为题作了精彩报告。回顾了冠脉支架的探索之路。他指出，若支架能够维持血管通畅，不再狭窄，那意味着疾病得到了有效治疗。但大自然往往爱跟我们开玩笑，血管可能会因为内部增生而再次发生狭窄，如何在支架植入后让患者最大获益，这是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1986年5月，彼时葛均波正在德国深造，他的老师完成了第一例冠脉支架置入，葛均波细心地保留下患者资料。时至今日，多个冠脉治疗临床试验在世界范围内为医生学者熟知。由Serruys教授主导的BENESTENT研究，比较了球囊扩张和裸金属支架的效果，两组患者的半年狭窄率分别为32%和22%，另一项STRESS研究，也证实了裸金属支架相较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术（PTCA）具有优越性，表明单纯球囊扩张无法根本解决问题，且很可能导致血管内膜增生引起血管再狭窄。

这进而催生了药物涂层支架的诞生。RAVEL研究是第一个用于评价雷帕霉素洗脱支架（SES）临床效果的随机、双盲研究，患者数据表明，时下最好的裸金属支架——Bx Velocity支架半年再狭窄率为26%，药物涂层支架组则为0。糖尿病患者群体中，裸金属支架组的靶病变血运重建率为36%，而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的效果与非糖尿病患者相当，这一研究结果让全世界心血管病医师为之兴奋。

SIRIUS研究共纳入1101名患者，旨在评估西罗莫司洗脱支架治疗原发冠状动脉病变的效果。术后8个月的造影结果显示，若以支架及其两端各5mm的节段内计算，裸支架和西罗莫司洗脱支架的支架内再狭窄率分别为35.4%和9.9%。

尽管药物涂层支架效果远优于裸金属支架，但其存在的晚期血栓问题不可忽视。

一名56岁的患者在过去十年间曾接受28次介入治疗，累计植入了67个支架，并且经过冠状动脉搭桥，桥血管也放了3个支架。“我们不禁自问，是患者喜欢支架，还是医生愿意放支架。”作为一名参与并见证了中国介入治疗飞速发展的老医生，葛均波一直在思考介入手术到底为何而做。

由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心血管内科陶凌教授领衔的REC-CAGEFREE研究，部分回答这一问题。该研究旨在评估药物涂层球囊联合补救性支架置入与直接药物洗脱支架置入在新发、非复杂冠状动脉病变患者中的长期临床效果。

研究显示，在新发、非复杂冠状动脉病变的患者中，药物涂层球囊血管成形术联合补救性支架置入的治疗策略，在2年内未能在器械相关复合终点方面达到非劣效性，这表明药物洗脱支架仍应作为此类患者的首选治疗策略。

“目前药物涂层球囊的最大问题在于，约8%患者需再次血运重建，而药物洗脱支架组则为4.8%，两者具有统计学差异。”葛均波院士感慨，我们期待在介入晚期血栓生成方面有所突破，但仍任重而道远。

我国第一例生物可降解支架（BRS）置入术于2013年9月5日完成，一位34岁青年男性接受了该手术。术后半年血管OCT显示支架未完全贴壁，影像表现显示，术后2年仍未完全吸收，术后5年时完全吸收。其后，经导管心血管治疗年会（TCT会议）报道BRS晚期血栓发生率很高，因其降解过程较长。目前指南推荐置入BRS后使用双抗治疗。BRS若快速降解，其支撑力将大大减弱，降解需要3.5年-4年，才能保证患者安全。

需要注意的是，介入治疗后，治疗部位血管壁损伤后组织修复，造成炎症反应。术后第一星期开始，炎症细胞浸润，血小板释放生长因子，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迁移，血管负性重构，该愈合过程在三个月内基本完成，置入支架也需使用三个月双抗，目的也是提高其内皮化程度。

介入治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葛均波看来，是为了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维持血管的畅通，而不是盲目地治疗。因此，他认为：“要尽量少往里放，多往外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