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中华教授介绍了联合瓣膜病的流行病学特征：“欧洲心脏调查显示，原生瓣膜疾病患者中，20%存在2个及以上中度瓣膜病变；瓣膜术后的患者，17%存在上述病变。”他进一步引用中国数据说明：“约15.1%的主动脉瓣狭窄（AS）患者合并有显著二尖瓣返流（MR）；约41.8%的主动脉瓣返流（AR）患者合并显著MR。”

在治疗理念上，沈教授强调应以患者获益为核心，临床决策需综合考量患者外科风险、解剖条件及病理生理变化。针对AS/AR合并MR的治疗策略，沈教授总结了关键原则：“手术高风险患者倾向于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中低风险患者倾向于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SAVR）；返流程度较重的MR患者倾向于干预，程度较轻的倾向于不干预；器质性MR（DMR）倾向于干预，功能性MR（FMR）倾向于不干预。”他还介绍了基于风险和机制的干预策略表，其中对于中低危患者，FMR倾向于TAVR+必要时分期经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修复（TEER），而DMR则倾向于SAVR+必要时同期二尖瓣手术。

沈教授坦言：“当前的临床决策更多地基于既往经验，未来需要开展更多的科学研究，用循证证据去验证与支撑，以做出更优的选择。”

潘文志教授从介入医生角度，通过临床病例和研究数据阐述了TAVR术后MR的动态变化规律。他指出，临床观察显示相当比例的患者在单纯处理主动脉瓣问题后，二尖瓣返流可获得显著改善。这主要源于两个关键机制——后负荷的降低与左心室的重构。潘教授进一步引用国际研究数据说明其临床意义：未能获得MR改善的患者死亡率显著增高，这凸显了正确评估和预测MR转归的重要性。

在治疗策略上，潘教授强调了分期干预的重要性：“对于FMR，通常采取先行TAVR再密切随访评估的策略，必要时再考虑分期TEER。这种策略既考虑了血流动力学的连锁效应，也兼顾了治疗安全性和效益最大化。”

此外，潘教授特别强调要重视血流动力学：“当AS合并二尖瓣病变时，评估需要格外谨慎。因为二尖瓣狭窄（MS）或MR可能导致前向血流减少，出现低流量、低压差情况，进而导致AS程度被低估。”

最后，潘教授通过展示1例“TAVR+经皮二尖瓣球囊成形术（PBMV）”的一站式手术，阐明了在合并MS时的处理原则：“一般情况下，应先进行二尖瓣的球囊扩张，再进行TAVR治疗——既符合血流动力学逻辑，也能降低操作风险。”

讨论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中度MR是否同期处理”这一临床争议点展开热烈讨论。沈中华教授指出决策的复杂性：“每一个患者都是独一无二的，需要个体化选择。研究显示大部分患者术后MR可获得改善，但精准预测个体患者的转归仍充满挑战。”

与会专家从介入角度补充了具体处理原则：“对于中度MR，如果选择修复术且评估修复成功率较高，可以考虑同期处理；但如果需要行瓣膜置换术，则需要持更加谨慎的态度。而对于高危患者，增加二尖瓣手术可能显著提升手术风险，需要仔细权衡利弊。”

关于年轻患者术式选择，专家们引入了“瓣膜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指出TAVR本质上是一项技术手段，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这项技术使患者获得最大远期收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对于年轻患者而言，决策不应局限于本次手术，而应基于瓣膜耐久性、再次手术可能性、患者预期寿命等多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体现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

讨论最终回归医疗本质，“让患者获得最大临床获益才是医学实践的根本目的，无论选择内科介入还是外科手术，都应以这一原则为最终导向。”在AS合并MR这一复杂疾病的诊疗道路上，心内科与心外科的深度碰撞与融合正在推动着以患者为中心的个体化医疗新模式不断发展完善。

会议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曾和松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史冬梅教授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