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潘湘斌教授团队在《Circulation》上发表论文《Transcatheter Closure of Patent Foramen Ovale With a Novel Biodegradable Device: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本研究旨在评估新型生物可降解封堵器的封堵成功率是否与镍钛合金封堵器相当，同时验证其降解过程的安全性。

卵圆孔是左右心房之间的生理性通道，约有25%的人群存在卵圆孔未闭（PFO）。对于存在反常栓塞且复发风险较高的患者，多项随机对照试验推荐采用PFO封堵术联合抗血小板治疗作为有效治疗方案。

镍钛合金（镍钛诺，镍和钛的非磁性合金）PFO封堵器是目前全球应用最广泛的类型。然而，镍钛合金的不可降解特性可能会存在远期并发症的隐患，包括心律失常、血栓栓塞及感染。另一方面，植入镍钛合金封堵器可能会阻碍患者未来需经房间隔穿刺的介入操作，如射频消融术或左心耳封堵术。

生物可降解封堵器可能是一种有前景替代方案：这类封堵器有助于内皮化及天然组织屏障的形成，且可为患者未来接受其他介入治疗创造条件。但现有生物可降解封堵器仍面临多项挑战。首先，其降解速率与内皮化进程可能不匹配，降解过快可能因内皮化不完全引发残余分流，而降解过慢则无法避免相关的长期并发症。其次，与镍钛合金相比，生物可降解材料通常弹性较低、硬度较差，封堵器从输送鞘管释放后常呈现 “灯笼状”，为解决这一问题，常用策略是在封堵器中加入金属组件，以提升植入稳定性并降低移位风险。但该策略会增加额外风险，如心脏穿孔及金属组件脱落。

为解决上述局限性，研究者设计了一款新型生物可降解PFO封堵器。该装置采用复合材料，以优化降解速率与内皮化进程的匹配度；同时，通过采用分体环结构及螺纹设计，以解决封堵器形态维持与移位问题。此外，针对封堵器在X线透视下显影不佳的难题，本研究引入了超声心动图引导下的经皮介入技术。

本研究为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于2021年2月至7月期间在7家医院进行，包括：阜外云南心血管病医院、合肥高新心血管病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研究对象为18~65岁的患者，需确诊PFO且至少满足以下一项临床适应证：（1）隐源性脑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且伴2级或3级右向左分流（RLS）；（2）既往接受抗血小板或抗凝治疗，但仍复发隐源性脑卒中或TIA；（3）隐源性脑卒中或TIA，且已确诊深静脉血栓或肺栓塞；（4）斜卧呼吸-直立性低氧血症综合征，且伴2级或3级RLS；（5）难治性或慢性偏头痛，且伴2级或3级RLS；（6）PFO合并静脉血栓或下肢静脉曲张/瓣膜功能障碍，且伴2级或3级RLS；（7）存在高危解剖学特征，包括房间隔瘤、间隔过度活动、大型PFO（直径≥4.0 mm）或静息状态下RLS＞1 级。

排除标准为：已知脑栓塞病因、感染性心内膜炎、心腔内血栓、导致RLS的重度肺动脉高压或存在抗血小板治疗禁忌证。

本研究共纳入190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接受新型生物可降解封堵器（试验组）或传统镍钛合金封堵器（对照组）治疗。

试验组患者采用经胸超声心动图（TTE）引导下行PFO封堵术：该封堵器主要由支撑框架（可降解聚二氧杂环己酮，PDO）、阻流膜（可降解聚左旋乳酸，PLLA）、缝合线、成型环和成型线组成（图2）。PDO与PLLA均为生物相容性良好的可降解材料，可完全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图2：新型生物可降解PFO封堵器）

对照组手术操作在X线透视引导下进行。出院前，通过TTE右心声学造影评估两组患者的封堵器位置稳定性及是否存在残余分流。术后抗凝治疗方案为给予肝素治疗48小时；此外需双联抗血小板治疗（阿司匹林100mg /天联合氯吡格雷50~75 mg /天），疗程为6个月。

分别在术前、出院前及术后1、3、6、12 和 24 个月对患者进行评估。随访评估项目包括TTE和12导联心电图检查。每次随访时均对患者进行全面临床评估，详细记录心悸等症状。术后6个月评估的终点事件包括封堵器移位、死亡及需外科手术或介入治疗的其他并发症，且分别在术后6个月和24个月评估RLS情况。

主要终点为术后6个月的封堵成功率，定义为TTE右心声学造影显示RLS为0级或1级；未达到该标准则判定为封堵失败。

在术后1、3、6、12 和24个月的随访中评估安全性结局。安全性评估包括整个研究期间（含围手术期及随访期）的生命体征监测、心律失常监测、实验室检查结果及不良事件监测；此外，还对器械的降解情况进行了评估。在术后24个月随访时，采用相同的预设标准重新评估封堵成功率。

本研究共纳入190例患者，其中96例被分配至试验组，94例被分配至对照组（图1）。

（图1：研究流程图）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3例患者（试验组1例、对照组2例）未能参与12个月随访，研究团队对其进行了电话随访。在24个月随访时，所有纳入患者均成功完成院内评估。患者基线特征如表1所示。

（表1：基线特征）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先天性心脏病家族史、既往病史及金属过敏史方面均无显著差异。在PFO特征方面，试验组中有3例患者（3.13%）存在房间隔瘤，对照组中有4例患者（4.26%）存在房间隔瘤。TTE右心声学造影显示，试验组中RLS分级为1级、2级、3级的患者分别为0例、27例、69例；对照组中RLS分级为1级、2级、3级的患者分别为3例、28例、63例。

试验组95例患者、对照组94例患者成功完成PFO封堵手术。试验组中有1例患者在植入封堵器后因未锁定，即刻出现器械变形。通过后续手术取出封堵器后发现，成型环未在封堵器内正确定位，其原因可能与术者操作经验不足有关。

术后6个月，TTE右心声学造影结果显示：试验组和对照组分别有87例（90.63%）和86例（91.49%）患者成功实现封堵。其中，123例患者（64.7%）的RLS分级为0级，50例患者（28.9%）RLS分级为1级。试验组有9例患者（9.37%）封堵失败，对照组有8例患者（8.51%）封堵失败。对意向性治疗人群的分析显示，试验组与对照组封堵成功率的绝对差值为- 0.86%（95% CI：-8.98%—7.25%）。该95%CI的下限（-8.98%）高于-10%的非劣效性界值，由此证实试验组具有非劣效性（表2）。

（表2：术后6个月试验组与对照组封堵成功率对比）

所有患者均参与了术后24个月的随访。24 个月时对RLS重新评估显示，试验组91例患者（94.79%）、对照组86例患者（91.49%）的RLS分级为0级或1级，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10）。试验组中RLS分级为0级或1级的患者数量从术后6个月的87例增加至24个月的91例。

试验组中有1例患者因术中封堵器变形需通过手术取出。在整个研究期间（包括围手术期及 24个月随访期），两组均未观察到死亡、栓塞、器械血栓形成、侵蚀或其他严重并发症。对照组中有1例患者出现股静脉穿刺部位出血。术后1个月随访时，试验组心律失常发生率为 5.21%（5/96例），对照组为6.38%（6/94例）（P=0.766）；24个月随访时，试验组心律失常发生率为3.13%（3/96例），对照组为4.26%（4/94例）（P=0.719）。术后心律失常详细汇总情况见表3。两组患者24个月内封堵器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无显著差异。

（表3：试验组与对照组术后心律失常情况）

植入术后6个月，超声心动图显示新型生物可降解封堵器表现为突出于周围心内膜的强回声区；至24个月随访时，该封堵器与周围心内膜水平一致（图4）。

（图4：24个月随访期间TTE观察到的新型生物可降解封堵器形态特征变化）

另外在术后1、3、6、12、24个月随访时，左盘强回声区的降解比例分别为92.59%、83.41%、64.62%、16.41%、0%，右盘强回声区的降解比例分别为92.43%、83.44%、66.26%、17.37%、0%。在各随访时间点，左右盘降解比例相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植入术后24个月，所有患者的TTE均未再观察到代表新型生物可降解封堵器的强回声区，表明其已完全生物降解。

研究证实新型生物可降解PFO封堵器在植入后24个月安全降解，且其疗效和安全性均不劣于传统镍钛合金封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