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伊始，李玉明教授表示，当前我国在高血压的防治管理与临床实践方面仍有诸多环节亟待提升，尽管近年来国家经济与社会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但在高血压的治疗率与控制达标率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李教授强调，这需要相关领域专家持续投入与共同努力，并对未来3到5年内改善我国高血压防治形势充满信心。

李教授在报告中系统阐述了肥胖作为高血压、高血糖与高血脂共管核心的依据及管理策略。我国肥胖与超重问题日益严峻，90%以上的高血压与糖脂代谢异常患者均伴有肥胖，尤其腹型肥胖显著增加了心血管代谢风险。肥胖的核心病理机制涉及胰岛素抵抗、慢性炎症及神经内分泌调节失衡。李教授强调，体重管理是改善“三高”的关键，生活方式干预可使体重下降约5%，药物治疗或可达20%，减重手术的效果则更为显著。此外，肥胖相关OSA的筛查与治疗亦不容忽视。李教授呼吁在临床中应将BMI与腰围作为常规监测指标，并倡导通过多学科协作模式，系统推进以肥胖为中心的综合慢性病防控。

薛教授的分享围绕高血压及脑卒中的流行现状、急性出血性卒中血压管理策略、急性缺血性卒中血压管理策略以及高血压合并脑卒中血压二级预防这四个方面展开。薛教授指出，我国高血压患者达2.45亿，同时约73%的卒中与高血压相关，急性脑卒中患者中约80%伴有高血压，合理控制血压是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举措。对于急性出血性卒中，早期强化降压至关重要，包括血糖控制、体温控制及纠正抗凝的综合管理则可降低患者死亡率并改善神经功能恢复。对于急性缺血性卒中，研究显示早期强化降压未能显著改善神经功能恢复，甚至可能因灌注不足带来风险，其管理需更为谨慎。整体而言，卒中急性期血压管理需依据不同临床类型实施个体化的降压策略，以最大程度降低死亡率及改善脑功能。

张烁教授在讨论环节补充道，急性脑卒中常伴血压升高，其管理对患者预后影响显著。对于出血性卒中，应在发病6小时内尽快将血压降至140 mmHg以下，但不应低于130 mmHg。缺血性卒中患者的血压管理则需根据治疗方式决定。张教授强调，未明确卒中类型前盲目快速降压并不是理想的治疗方式，需结合后续治疗精准施策。此外，在二级预防阶段，目前更多的循证证据提示，强化降压较宽松管理更能改善患者的远期预后。

陈教授表示，诊室外血压监测是高质量血压管理与预后评估的核心环节，动态血压与家庭血压数据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患者血压水平及其与心血管风险的关系，从而提升血压管理质量。然而，当前诊室外血压监测仍面临测量标准化不足、设备准确性尚需充分临床验证等挑战。在技术革新方面，无袖带血压监测、远程数字医疗模式等应用前景广阔，尤其是在提升血压监测便捷性与数据管理方面。未来，临床或将融合无袖带血压监测、数字医疗、人工智能，构建新一代高血压智能设备及管理模式，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以提升高血压管理的精度和效率。

吴教授介绍，在开滦研究队列人群中，包括24小时动态血压在内的真实世界的长时、短时血压TTR与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心力衰竭、全因死亡的风险呈负相关。研究发现，短时与长时TTR之间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但当两者均维持在50%以上时，心血管疾病、慢性肾病及全因死亡风险降低将更为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仅关注收缩压TTR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高估其保护效应。此外，在较低的血压控制目标下，TTR与不良结局的负向关联更为明显，且实现保护作用所需的TTR时长也相应缩短。因此，临床实践中应同时重视短期与长期血压达标情况，并综合评估收缩压与舒张压的TTR水平。

孙教授指出，高血压防治模式历经多年发展，社区管理已被证实是提升血压控制率、降低心脑血管事件的关键。近年来，强化降压理念逐步确立，多项研究支持将血压控制目标进一步降至130/80 mmHg。然而，当前防治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全球高血压控制率普遍偏低，仅4个国家超过50%，而我国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仍持续上升，农村地区问题尤为突出。在机遇方面，政府及社会各界愈发重视慢病管理，人工智能及个体化管理也为精准血压管理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实践层面，孙教授团队在昌图开展的中国农村高血压控制模式作为经典案例被纳入WHO 2025年《全球高血压报告》蓝皮书并向全球推荐，为加速实现“健康中国2030”目标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

本次会议聚焦我国高血压防治的关键问题与前沿进展，与会专家认为，尽管当前我国高血压管理仍面临诸多挑战，但随着研究深入和技术革新，也迎来了新的契机，有望为我国高血压防治事业注入新动力，助力“健康中国2030”目标稳步推进。

转自｜GW-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