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奇教授：感谢会务组提供这个促进内外科交流融合的平台，我们共同的宗旨都是为了给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当然，讨论PCI优先，并非排斥CABG，而是基于以下几点：首先是基于循证医学证据，最新的研究表明，在当代技术（如IVUS/OCT等腔内影像学指导）条件下，PCI治疗多支血管病变患者，在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如5年死亡率/心梗/卒中复合终点）上，与CABG相比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劣势，这说明PCI是可接受的、有效的选择。其次是患者的选择权，患者普遍倾向于微创的PCI手术。尊重患者的治疗选择权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当然，医生在个别情况下需要理性判断，某些特定患者确实CABG获益更显著，此时应给出专业建议。最后是中国国情限制。过去20年，中国PCI技术蓬勃发展，与国际接轨甚至某些方面领先（如功能学、影像学应用、复杂病变处理经验）。目前PCI手术量大（全国约200万例/年），而CABG量相对少（约8万例/年）。这与医生培养曲线相关：PCI医生的培养相对较快，而成熟的心外科医生培养周期长，缺乏足够多能高质量完成CABG的外科医生是重要限制因素。只有能“干活”的CABG医生多了，“干好活”的多了，患者的选择才能真正增多。

因此，在循证证据支持PCI可行、尊重患者意愿、并考虑当前中国医生资源分布的现状下，对于大多数多支病变患者，PCI是一个重要且常优先考虑的策略。但这绝不意味着忽视或排斥CABG，我们与外科团队的联系非常紧密，共同决策是关键。

朱云鹏教授：冠脉搭桥术（CABG）在多支严重病变治疗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其一，实现彻底血运重建，可一次性处理复杂多支病变（包括钙化、弥漫性狭窄），且对合并糖尿病或左主干病变患者提供更优的长期生存获益；其二，其作用机制具备独特生理学基础——通过构建高效的“外科侧枝循环”直接改善缺血区灌注，稳定非缺血区域的不稳定斑块，并通过左胸廓内动脉桥的旁分泌细胞因子效应保护远端冠脉床，延缓动脉粥样硬化进展。这些特性使CABG成为高危复杂患者的根治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