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从我国TAVR技术尚处于萌芽状态时，敢于以孤勇者的姿态于茫茫无垠中摸索前行；以七年如一日的坚守，在数千例病例中反复复盘，不断苛求自己用敬业和专业承担起生命的重托；推动一项新技术在医院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乃至辐射至更广泛区域……

你问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他说：“这种手术以前外科开胸做的话，病人的死亡率较高，尤其对于七八十岁的高龄患者来说，很多都是不适合进行外科手术的，结果我们做得还挺好，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同事看到病人术前看着病恹恹的，TAVR术后精神状态变得特别好，高高兴兴的出院了。病人获益，是我们最大的源动力。”

他还说：“就像之前阜外医院吴永健教授说的那样，我们这批人是不太容易的，从最开始的时候拿着最原始的‘武器’面对最强大的‘敌人’，到现在虽然各种设备、器械越来越先进，但这种情况下更要求我们有使命和担当，继续为这项技术做贡献。”

窄小而狭长的血管空间里，杨剑教授和他的团队借着一根根细细的导丝游走于五脏六腑之间，使命、信念、责任、担当引领着他们不断前行，瓣膜一开一合之间，杨剑教授也在其中见人，见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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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国首例TAVR手术虽诞生于2010年，但技术真正起步于2016年左右，国产介入瓣膜的研发相继成型的阶段。此后七年间，国产瓣膜技术不断升级，TAVR技术逐渐被更多医生和患者所认可，全国TAVR手术量直到近两年间呈现出明显增长。

根据去年年底国家经导管瓣膜治疗数据库汇报的数据显示，2022年度截至10月31日，全国86家中心累计开展的手术量仅为7242例。

排除2020年到2022年三年疫情的影响，在国内，能在此七年间实现TAVR累计手术量破千例的医院或单个团队实属少数。

那么，从0到1000，杨剑教授和他的团队做对了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

“那是2004年，我博士刚毕业去往德国柏林心脏中心和柏林洪堡大学留学的时候注意到了这项新技术，回国后就一直念念不忘，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进展。”

当时，国内临床上尚无可用的TAVR器械，因此当年的杨剑教授只得通过科研途径继续深入发掘这项技术。2007年，杨剑教授顺利取得陕西省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金支持，开展了诸多模拟测试、动物实验及瓣膜器械研发工作，并发表了诸多科研文章，为之后自己开展TAVR手术做了铺垫。

2016年，杨剑教授的一位好友将自己罹患主动脉瓣狭窄的亲戚推荐到西京医院，经过全面检查及心内科陶凌教授、李飞教授等专家的会诊后，认为患者符合TAVR手术指征，恰巧杨剑教授正在接触的一款国产瓣膜正值最后的上市前临床试验阶段。出于西京医院心脏团队对患者的专业评估，在取得患者、家属及医院的同意后，杨剑教授遂决定用该款瓣膜为患者行TAVR手术。

此后，杨剑教授即进入了全身心投入开展TAVR的阶段。

为了安全开展这台手术，杨剑教授特别从爱尔兰邀请了经验丰富的资深专家带教并接受培训。培训过程中，每一位需要上台的医生，包括超声科、麻醉科几乎都全程在场，并同杨剑教授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模拟操作，反复分析培训幻灯片，直到手术即将开展的前夜。

与此同时，医院全体也给予了杨剑教授莫大的支持。首例手术开展那天，全院约50余位来自不同学科的资深专家亲自上阵，为手术成功保驾护航。

积力之所举，众智之所为，手术的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整个手术非常顺利，病人恢复得也很快，没几天就出院了，而且一直随访到现在状态都很好。”

自此以后，杨剑教授正式打开了TAVR手术的大门，短短2年间便实现了从0到1，从1到100的突破。期间，他还带领团队屡次创新，相继完成了西北首例经心尖TAVR、全国首例ECMO辅助下TAVR等，为推动国内TAVR技术完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2/

当你觉得一切都越来越好的时候，现实总能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给你当头一棒。

“第一例做得很好，接着往下做得也都不错，结果做到第七例的时候出问题了。”

这是1000例TAVR手术中给杨剑教授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例，也是西京医院出现的首例TAVR手术失败病例。

据杨剑教授回忆，此例手术患者为Type-0型二叶瓣，冠脉高度在15mm左右，术前经过了详细的风险评估，整个瓣膜植入过程也十分顺利。

变化发生在术后。

术后，患者按照常规流程被送往ICU监护，期间杨剑教授观察发现患者血压波动异常，使用多种升压办法后血压仍持续下降，床旁心脏彩超提示患者收缩和舒张功能减弱。杨剑教授遂紧急联系吴永健教授分析原因，并同步使用ECMO辅助心脏循环，准备进行外科开胸抢救。

“当时高度怀疑是冠脉堵塞，开胸以后也的确就是冠脉堵塞，左主干被堵掉了，相当于急性心梗，最后患者也没能抢救过来。”

一个鲜活的生命就在眼前消逝了，即使你已拼尽全力去挽救。懊悔、内疚、自责瞬间涌上心头，杨剑教授能做的只能是向患者家属表达深深的歉意。患者家属在伤心之余，仍对杨剑教授表示理解，并说了一句让杨剑教授至今记忆犹新的话：

我们家老郭也算是为医学做贡献了，希望你们以后能做得越来越好。

一句话刻骨铭心。

因为对生命的重视，所以怀有严谨的态度。杨剑教授也在此后的时光里反复复盘这份病例，思考自己如何能把TAVR手术做到精益求精，避免再有患者出现此类并发症。

“这是以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TAVR手术不是那么轻松，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其中蕴含了很多很多的细节。”

到了今天，针对此类病例，医生可以使用冠脉保护技术，或者针对此类解剖结构使用独特设计的瓣膜，再或是使用药物辅助，让患者不再出现急性心梗的情况……但这些都是后话了。在当年的诊疗水平下，临床上通常认为患者冠脉高度在12mm以下才会出现冠脉堵塞的情况，而这位患者的冠脉高度为15mm左右，显然是没有达到发生冠脉堵塞的高度。

杨剑教授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在自己复盘的同时，也会拿给国内外同行一起复盘。最后，他发现开展TAVR手术不能只依靠书本和文献上制定的标准，或二维的检查图像来判定手术风险，主动脉根部是一个立体的空间，应该从三维的角度考察每一位患者，根据不同患者制定个性化手术方案。

从此，杨剑教授在心中埋下了将3D打印技术与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手术相结合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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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冲破土壤，春蚕化茧成蝶，新事物诞生之始总是艰辛不易的，杨剑教授在3D打印领域的探索同样如此。

医学3D打印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年间在骨科、整形科、口腔科等有着广泛的应用并展示出重要的诊疗作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3D打印在心血管领域的应用确实是相对局限和滞后。

兜兜转转间，杨剑教授仿佛又进入了一片荒地。

“当时做这个事情蛮难的，材料不行、影像不行、打印技术也不行，方方面面都不行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尽量利用现有的条件，一次一次尝试。”

杨剑教授解释，3D打印在心血管领域的应用与骨科、整形科、口腔科所需要的单色硬组织不同，因为心脏本身是柔软的，而瓣膜上的钙化又是极硬的，所以需要软硬结合的材质和不同的色彩以显示出瓣膜上的钙化或其它组织。

为此，杨剑教授和国内从事3D打印技术开发的企业、知名院校及其它学科的专家开展长时间的合作与临床实践，一步一步探索出如何通过合适的手段获取3D打印需要的心血管影像数据、如何进行计算机建模及处理、如何筛选出合适的3D打印技术及材料……并在2017年成功完成了首例3D打印辅助的TAVR手术。

久而久之，杨剑教授和团队所付出的努力在3D打印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同样也吸引了众多瓣膜企业加入其中，通过医工结合的方式帮助杨剑教授实现3D打印的构想，全国上百家单位在杨剑教授的帮助下也实现了3D打印辅助的TAVR手术。

与此同时，杨剑教授自2020年起将自己在3D打印领域探索的心得与实践成果编辑成文，并邀请业内专家提供精彩案例、宝贵资料及指导，最终出版成读物与全国专家共享经验。截止目前，团队保持每年出一本书的节奏，已成功出版5本学术专著。

 一直到今天，杨剑教授依旧保持着谦和和开放的心态，他说：“你从产生一个想法到真正落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必须要不畏艰辛，砥砺前行。同时要永远保持学习力，这样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临床需要反复探索，土地需要辛勤耕耘。在医疗技术领域，品质医疗意味着更安全、更先进、更尖端的医疗技术水平。杨剑教授用自己的每一缕思维探索着结构这片蔚蓝的海洋，他也明白，只有经过大海的一番磨砺，海中的礁石才会打磨的更坚强、更绚烂。

04/

就在杨剑教授完成第1000例TAVR手术的前两天，6月26日，西京医院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纪念活动——

中国首例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65周年。

这是一个在西京医院代代相传的故事：

1956年，在美国完成进修的苏鸿熙教授带着妻子，和变卖家产所购买的人工心肺机辗转6国，耗时52天，行程近10万里，从美国回到了北京，只为将自己满腔热情和当时全世界最尖端的技术带回中国。回国后的苏鸿熙教授的确如他所言，用带回的两台人工心肺机建起实验室，并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到祖国医学的创新攻关工作中。在经过多次动物实验后，1958年6月22日，我国首例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在西京医院成功开展，我国心脏外科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也为无数心脏病患者带来福音。

在当时的条件下，苏鸿熙教授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但这种创新和不畏艰难的精神却始终在一代代西京师生中传承弘扬。

作为西京的一份子，杨剑教授自然以苏鸿熙教授为榜样，并循着刘维永、易定华、俞世强、刘金成教授等几代心外科科室主任奋楫争先的创新足迹，常年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和团队。

“我是空军军医大学培养出来的人，身上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与生俱来，况且我还赶上了这样一个好时代，更要努力和付出，不能辜负我的老师及相信我并一直跟着我的每一位团队成员。”

这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时代，团队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杨剑教授从首例TAVR手术开始就一直重视团队的建设，如今他身后站着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大家庭”，其中的每一位“家人”都是相关领域的佼佼者。

刘洋教授，微创结构性心脏病组组长，ECMO组组长，同时是团队的独立TAVR术者之一；

孟欣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问学者，对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手术的超声引导有着极高的驾驭能力；

陈敏教授，西安市麻醉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有着超过30年的麻醉经验，对紧急情况的处理得心应手……

七年1000例手术的磨合让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在开展各类结构性心脏病手术中既能找准自己的位置所在，又能默契配合应对突发状况。在西京这片热土上，他们用爱凝聚在一起，有快乐一起分享，有困难一起承担，总能相互扶持，集思广益，共同朝着一个目标前进。

近两年，团队主动承担起了周边医院TAVR技术的培训和带教任务，通过举办“杨”帆远航系列培训活动、国际心血管3D打印技术高峰论坛等促进国内外学者及各中心间相互学习交流，并取得了良好反响。在“出圈”的过程中，团队也在不断吸纳更多优秀青年的加入，杨剑教授也乐意为他们提供舞台，加入到这个团队中的每一个人，他都希望他们能有所发展。

“客观来讲，现在的年轻人都很优秀，但机会太少。我们在保障手术安全性的情况下都会指导更年轻的医生上台参与手术，并给每位成员提供力所能及的资源，比如你想去进修，去参与国内外的大型会议、发表论文、申请课题都可以，只要你有想法，我都愿意给你提供舞台。”

当然，严厉的监督机制和标准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

在杨剑教授的带领下，西京医院结构性心脏病微创介入团队有着一套标准化操作规范和质控体系，做得好的医生会得到更多的机会，没有达到标准的医生会在下手术台后立马被杨剑教授“约谈”。

“在我这里浑水摸鱼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就是通过对一例一例的手术的高标准、严要求，达到极高的手术成功率，才为我们团队积累了声誉和口碑。1000例患者中很多都是慕名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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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年风雨，几代人的努力，西京医院心血管外科有着光辉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青年时期的杨剑教授沐浴在先辈开拓进取精神中努力成长，见证它的发展，又从幕后走到台前，承担起医院结构性心脏病微创介入团队建设发展的使命，并推动TAVR技术在医院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常年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1000例手术之后，他也在思考如何让团队的未来走得更好。立足团队现有的成绩和发展现状，杨剑教授提出了三点规划：

第一，不断加强团队培养，锻造一支行动高效、素质过硬、专业精湛的西京结构性心脏病微创介入“军团”。

第二，开展更多新技术，把已有的技术不断完善、没有的先进、前沿技术和理念引进来，花开并蒂。

第三，加强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合作，扩大本团队影响力的同时，与各地专家保持互通有无的交流状态。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规划下我们团队无论是在人才还是硬件条件方面都会更上一层楼。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三位独立术者，今年我们一年就可能突破500例TAVR，以后很有可能在一年就能完成1000例，让更多的患者能从微创瓣膜置换新技术中受益。”

中国这么大，杨剑教授也深知在做同一件事的医院或团队肯定不止他们。如今杨剑教授更多的是聚焦结构这个大范围，不仅与国内多家企业合作，参与了新型瓣膜器械的研发，而且还在二尖瓣、三尖瓣等领域不断突破，成功开展了多类经导管介入瓣膜手术。在他的构想中，他希望自己能以身作则，带领他的结构微创介入团队跻身到国内一流乃至国际一流的队伍中去。

这并不是一句大话。

七年、1000台手术，多少次感动，多少次苦思冥想，多少夜不眠不休的守护，多少回全员揪心接力……最终让时间沉淀的力量在疾病与未知面前汇聚成墙，彼此依偎着迎向坚定的未来。

所以，大胆地向前走吧，但问前路，无问西东，不畏将来，不惧过往。

这个人，这个团队，永远年轻，永远斗志昂扬，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