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嘉时,骄阳烁金。6月30日,CIT2023开幕式和全体大会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杨伟宪教授主持下拉开帷幕。大会主席高润霖院士,CIT名誉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院长胡盛寿院士,CIT科学委员会主席、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部战区总医院韩雅玲院士以及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健分别发表了开幕演讲和祝贺致辞。数十位介入心脏病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医学盛会第3个十年的开启。
高润霖院士发表开幕演讲
在开幕演讲中,高润霖院士回顾了CIT 20年来的发展历程并介绍了本次大会的概况。“合作(Cooperation)、创新(Innovation)、转化(Transition)”是CIT的宗旨。高院士指出,CIT是国际合作的产物,长期以来得到了国际心血管领域诸多知名学会、学术团体及国内外多家医院的大力支持。合作共赢是CIT得以飞速发展的基础,紧密、富有成效的国内外合作,促进了学术交流,更推进了全球范围内临床研究等多方面的国际合作。CIT视开拓、创新为其灵魂,致力于鼓励、推动我国学者积极开展原创研究,引进和展示新技术,倡导、鼓励中国心脏病专家、学者积极投身理论与技术创新,积极推动中国介入心脏病学发展。CIT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拉近证据与实践间的距离,实现新理念、新疗法、新技术向临床实践的转化,以患者获益为终极目标,为促进心脏病介入领域的创新与转化提供了独具CIT特色的实用平台。
高院士表示,回首过去20年,CIT见证了我国介入心脏病学的发展历程,与我国介入心脏病学共同发展,为推动介入心脏病学学科和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努力,得到了国内外学界同行的认可。
高院士指出,本届CIT得到了包括PCR、TCT等30多家国内外学术组织和医院的支持,30多位国内外专家担任大会共同主席。大会学术内容非常丰富,共安排了154场会议、612个报告、4个示教演示中心、8例直播病例、30个实操项目、11个深度访谈节目,有140位年轻的CIT工作组成员参与内容的组织安排。希望大家能在会议中有所收获。
胡盛寿院士致辞
胡盛寿院士在致辞中表示,自2003年第一届会议以来,CIT在国内外心血管同道的共同支持下,已经成长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介入心脏病学有重要影响、传播广泛的学术会议。20年来,CIT以其高端的学术定位、丰富的学术内容和丰硕的学术成果广受同行的认可和赞誉。今年是CIT第二十一届会议,也是疫情3年来首次恢复线下会议,会议内容涵盖了PCI、电生理、心脏瓣膜介入、外周血管介入、影像与功能检查等各个领域,突出原创研究、技术革新与临床实践,相信本次大会将进一步促进介入心脏病学领域同道的合作和交流,从而推动中国乃至世界心脏病学的整体发展,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韩雅玲院士致辞
韩雅玲院士在致辞中指出,从2010年到2030年,中国所有慢病负担中心血管疾病的比重将超过50%,因此要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必须打赢展示心血管疾病这一艰巨的斗争。CIT经过21年的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国内外优秀专家之间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成为我国心血管病专家获取最新临床前沿资讯、先进技术和学术灵感的重要来源,成为中青年心血管病专家成长的摇篮,以及促进先进学术理念转化为临床实践的重要途径。希望广大心血管病医师继续支持CIT的发展壮大,应用创新理念指导创新行动,积极推动心血管病学科尤其是心血管介入学科的技术发展和学术交流,促进我国心血管病预防、诊断、治疗、康复事业不断攀登新的高度,给更多中国心血管病患者带来更多福祉,早日实现中国人的心血管健康。
王健副会长兼秘书长致辞
王健副会长兼秘书长在致辞中表示,CIT创办至今,见证并伴随着我国介入心脏病学的迅猛发展。中国冠脉介入例数在2019年就已经超过百万例,介入治疗的数量位居全球第一,介入治疗的质量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先心病的介入治疗方面,我们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近年我们在药物洗脱支架、生物可吸收支架等方面都有创新发展;我国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发展也非常快。希望通过广泛深入有价值的学术交流,在普及推广心血管介入诊疗技术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临床实践的规范化,促进地区间的平衡,缩小差距,提高我国心血管介入治疗整体水平;同时积极推动我国心血管介入相关原创研究的发展,搭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引领中国及亚太地区成为全球心血管介入治疗的新兴中心,助力健康中国发展。
全体大会由Ajay J. Kirtane教授、马长生教授、王建安教授、杨跃进教授、于波教授和陈绍良教授主持,Martin B. Leon教授、Gregg W. Stone教授、葛均波院士、韩雅玲院士和高润霖院士就介入心脏病学热点话题和新进展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Martin B. Leon教授在报告中阐述了包括上游和下游治疗的主动脉瓣狭窄(AS)终生管理的理念。
他指出,对于严重的AS,在等待症状发生从而进行主动脉瓣狭窄置换(AVR)的过程中会导致更多的心脏损伤,而后者在很多AVR术后患者中是不可逆的,预示着长期的不良临床转归。因而诞生了AS上游治疗的概念。AS是一个慢性疾病过程(包括先天性二叶瓣和老年钙化变性),中间会发生不同的临床事件(如房颤、心脏症状)和结构性改变(如左室肥厚、肺高压、右心衰竭),包括诊断和治疗在内的早期管理及密切随访会带来理想的临床转归。在发生症状或需要行AVR之前延缓AS钙化的进展是理想的目标。临床研究应从晚期应对性AVR转变至早期预先行AVR及其他补救性治疗措施。对此,Martin B. Leon教授分享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结果。
另一方面,在AVR术后,我们还需要考虑瓣膜持久性、后续治疗、伴发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治疗、辅助治疗等AVR下游问题。近年,研究者们研发了一系列有更好持久性的瓣膜。我们对AS的病理生理学有了深入认知,但目前尚无被证实能延缓或预防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CAVD)的治疗药物,一些新的靶点正在研究中。
总之,AS的治疗是一个终生之旅,在进行AVR手术之前和之后,我们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Gregg W. Stone教授指出,鉴于金属性的药物洗脱支架(DES)存在极晚期事件风险和一些特殊情况下不理想的转归,生物可吸收支架(BRS)仍有用武之地。完全生物可吸收支架能够解决金属支架的一些缺陷,如能解决支架封闭边支,避免全金属覆盖(为未来搭桥提供可能),无永久植入物治疗支架再狭窄。
基于此,Gregg W. Stone教授等进行了ABSORBⅡ、ABSORB中国、ABSORB日本、ABSORBⅢ研究,然而,对这4项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进行的汇总分析表明,BVS的5年靶病变失败率(TLF)高于EES。进一步分析发展,前期研究可能在病变选择和置入技术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因此,Gregg W. Stone教授等进行了ABSORB Ⅳ研究,观察改良置入技术后BVS的长期临床和心绞痛相关转归。
结果表明,BVS组3年的TLF有小幅升高;3~5年间两组事件率几乎一样;两组5年生存率、以患者为导向的复合终点事件(PoCE)率、无心绞痛率和生活质量相似。研究提示,改良置入技术后,ABSORB的临床转归与金属DES接近,即使使用的是第一代BVS;在日常使用血管内影像指导后结果可能进一步改善;未来需要研发更好的支架。
Gregg W. Stone教授认为,如果BRS与金属DES在术后前几年(在其完全吸收前)同样有效安全,它们将最终取代金属DES,即使近期结果仍只是“非劣效性”。
葛均波院士在报告中回顾了冠脉影像学的发展历程,自1988年Yock等人首次报告了血管内超声(IVUS)导管在体内的临床应用,至2019年ESC/EACTS指南更新了光学相干断层成像(OCT)用于优化支架置入术,将其列为Ⅱa类推荐,冠脉影像学不断发展成熟并应用于临床实践。目前,已有针对不同成像目标的腔内影像学方法。IVUS或OCT通常可以提供血管造影显示之外的信息,腔内影像的临床效用已毋庸置疑。
未来,腔内影像的发展方向包括动脉粥样硬化的组分和结构评估、基于影像的冠状动脉功能评估。评估斑块特征和(或)成分的腔内影像学方法包括OCT、IVUS、近红外光谱技术(NIRS)、荧光寿命成像(FLIm)、近红外(自动)荧光[NIR(A)]F、血管内光声成像(IVPA)、血管镜(angsc),均有不同应用。OCT/IVUS整合导管成像结合了两种模态的优势能提供更好的病变成像效果;结合IVUS和NIRS有助于改善患者转归;FLIm有助于识别血管斑块的胶原纤维、钙化、巨噬细胞、脂质等斑块成分,与IVUS融合可确定斑块成分的分布。此外,冠脉影像学技术的应用和研究还包括IVPA、吲哚氰绿成像、扫描纤维内镜、OCT评估滋养血管、斑块光衰指数(IPA)、AI自动分割基础上辅助诊断和随访、虚拟组织学等。在基于影像的冠脉功能评估方面,基于OCT的功能学评估(OFR)、虚拟血流分数(VFR)、基于IVUS的功能学评估(UFR)等都有助于改善冠脉功能的评估和诊断。
葛院士指出,腔内影像学研究未来已来,通过多模态信息和多维度信息的整合,可以提供针对每例患者的精准解析。未来影像处理技术可能不仅仅依赖于某一项技术,而是会出现一个新的概念——影像组学。
韩雅玲院士表示,比伐芦定在国际上的认可历经波折。2008年,比伐芦定应用于STEMI直接PCI抗凝治疗的指南推荐为Ⅰ类,之后基于EUROMAX和HEAT PPCI研究结果,2014年其在指南中的推荐被降至Ⅱa和Ⅱb类。
自2015-2018年,BRIGHT、MATRIX和VALIDATE这3项桡动脉入路为主、GPI非常规应用、混杂了STEMI和NSTE-ACS的RCT产生了不一致的结果。韩雅玲院士牵头的BRIGHT-1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PPCI抗栓空窗期的概念,创新性提出采用术后足量延长注射的方法,覆盖抗栓空窗期,有效降低了急性支架血栓(ST)发生风险,且不增加出血事件。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如肝素用量被认为偏高、入选者包括了NSTEMI、未使用新型P2Y12抑制剂、主要终点不够“硬”、样本量较少等。
因此,聚焦上述有争议的问题,韩院士等设计了BRIGHT -4研究,该研究为比伐芦定对肝素(70 U/kg)单药1∶1 RCT,采用桡动脉入路、强效P2Y12抑制剂、GPI仅以紧急应用为主,全部入选STEMI患者,全部采用术后高剂量延长注射2~4 h,将死亡和主要出血(BARC 3~5级)作为主要终点。研究最终表明,在接受桡动脉行直接PCI的STEMI患者中,比伐芦定+术后3 h高剂量延长注射的治疗方案与常规肝素单药治疗方案相比,可显著减少30天全因死亡和BARC 3~5型严重出血复合终点的风险。
BRIGHT -4研究入选了真实世界临床实践收治的STEMI患者,排除标准少,较好反映了当前临床实践;研究达到了很高的质控标准;主要终点设定为复合“硬终点”,临床意义重大。该研究受到国际同行高度评价,并被入选中国2022年度重要医学进展。
高润霖院士指出,永久支架存在一定的缺陷,而生物可吸收支架(BRS)被吸收后可以避免永久支架的晚期并发症。首先出现的可降解支架为聚合物BRS,然而研究表明,聚合物BRS晚期不良事件尤其是晚期血栓形成增加。生物可吸收金属是BRS的备选材料,包括3种:镁、铁、锌。
最早被开发并应用于临床的金属BRS是镁可吸收支架,其置入后降解较快,3个月后就开始降解,12个月完全降解,支架空间被磷酸钙替代。镁支架历经了裸支架、药物洗脱支架等研发过程,不断改良,强度增加、厚度减少。临床研究显示,第3代镁支架的晚期管腔丢失结果良好。期待未来其长期随访和RCT结果的出现。
铁作为可吸收金属,其经氮化后强度与钴铬合金相当,是金属BRS的良好选择。对于其安全性的担忧,研究表明,铁的毒性仅在铁离子和活性氧(ROS)平衡被破坏后才会出现;在胎牛血清和白蛋白环境中,铁不易出现毒性效应。高院士等进行的大量在体研究中均未观察到铁的毒性,另一方面,铁支架生物相容性良好。研究显示,铁降解后,可被巨噬细胞吞噬,进入心外膜,通过淋巴系统进入淋巴结,继而在脾脏被重新利用。动物实验表明,铁可促进内皮增长;组织和细胞反应与Xience Prime无显著差异。有关药物涂层铁支架(IBS)的探索性临床(First-in-man,FIM)研究3年结果表明,IBS显示了良好的中期有效性和安全性,6个月TLF为2.2%,1、2、3年增至6.7%后未进一步增加,无死亡、心肌梗死或支架血栓形成发生;晚期管腔丢失可接受;34.3%的支架在半年降解,3年降解率为95.4%。
高院士表示,国内金属BRS的研发较为活跃,金属BRS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聚合物BRS替代物,在我国,镁合金支架系列研究已经取得了良好进展;铁支架的FIM研究已初步证实其安全有效性,但仍需要等待RCT试验的结果;锌支架也即将开始临床试验。金属BRS的未来是光明的。
中国医学论坛报张丽丽整理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宋雷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