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心脏介入专家：
展信好。
因为全球疫情大家无法相见，用中国人传统的书信形式似乎更适合表达此刻的心情。
为了庆祝TAVR技术正式应用于临床20周年，千里之外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纪念活动。纪念Dr . Alain G. Cribier在2002年完成的全球第一例TAVR手术，纪念2010年葛均波院士将TAVR带到中国，纪念中国TAVR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
2022年4月12日，TAVR 20周年纪念活动第三场准时上线。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吴永健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周达新教授、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白明教授、江西省人民医院洪浪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潘文志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尚小珂教授、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徐吉喆教授、南京市第一医院张俊杰教授、上海微创心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非执行董事罗七一博士……
这些中国朋友们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让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恢复健康，相信未来世界TAVR的前景将会越来越广阔。
这次的纪念活动主题是“见字如面”，中国文化中的含蓄内敛让“书信”成为感情的寄托，字斟句酌中都是浓浓的家国情怀。
第一封信：一家中国本土医疗创新企业的内心独白
第一封信来自中国本土医疗企业心通医疗的罗七一博士，字里行间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发展史，更是中国TAVR事业中一家医疗企业所担当的的思考与责任：
TAVR夜话：时光如水，但我心如磐
机遇、挑战、质疑、压力……这些词语就是当时心通医疗和VitaFlow®首例临床中心——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所面临的的外界声音。
罗七一博士表示，当时没有人相信瓣膜可以像支架那样放进心脏里，人们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但我们心中始终有着希望，更有众多中国医者的支持，一直坚持到了今天，见证了中国TAVR的光明。
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有人在默默负重前行。周达新教授在话语中感谢了当年那些为中国TAVR事业做出贡献的病人们，因为有了他们的理解和尝试，才有了今天更多的患者受益。也感谢中国医疗企业的坚守如一，才让医生们有了更多的治疗选择。
第二封信：三位中国一线术者的临床故事
第二封信，来自三位临床一线的术者，他们分别是福建省立医院郭延松教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杨毅宁教授、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刘刚教授。
一个人走的更快，但一群人走的更远。未来，在医工结合的趋势下，希望医学和工程技术能够密切结合，研发更多自主创新的高性能医疗器械，让患者获得最大的治疗效果。
TAVR夜话：我与我的患者们
TAVR 操作看起来可能只是一根导丝、一个球囊、一个瓣膜的运用，但实际上术者面对的每位患者都是不同的，都有各自的特点。作为国内较早开展 TAVR 的术者，潘文志教授和张俊杰教授在学习开展TAVR的过程中，往事历历在目。
在五六年前，中国TAVR技术并不普及的环境下，潘文志教授接诊了一名90岁主动脉瓣重度狭窄的老人。在转到中山医院之前，老先生已经在床上生活了将近一个月。“在TAVR出现之前，这种病人我们是不会轻易碰的。即使是当时我们相信TAVR，这个病例风险还是非常大的。”术中，患者多次心脏停跳，术后送回监护室时，潘文志教授在旁边守了一天一夜，盯着心电图曲线，直到患者平安度过危险期。
很多主动脉瓣膜疾病发展到终末期都会发生心源性休克。张俊杰教授就遇到过一例，那是一位来自连云港的78岁老人，转到医院时处于半昏迷状态，情况非常危急。张俊杰教授召集团队商讨后迅速决定进行急诊TAVR手术，因为患者的身体情况无法支持CT，术中用3D食道超声来评估瓣膜情况，成功植入VitaFlow®后，第二天患者神志转清，三天转出CCU，一周后康复出院。
在两位教授的故事里，不仅仅是精湛的手术技巧救了患者，更是医患之间深厚的理解和信赖救了患者。在TAVR领域，医患需要相互信任，患者多一分信任，医生就会多一分勇气。
第三封信：一位瓣膜研发工程师的两个“时刻”
第三封信来自上海微创心通医疗瓣膜假体研发中心总监刘世红女士。刘世红女士2013年加入微创集团时，心通医疗还未成立，只有尚在研发初期的TAVR项目组，彼时TAVR技术在中国也处于起步阶段。刘世红女士和像她一样的瓣膜研发工程师们，在当时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
刘世红女士的信中有两个时刻，一个是高光时刻，一个是领悟时刻。
在TAVR20周年之际，刘世红女士想记录下作为一名普通研发“老兵”的两个时刻，也更期待着与TAVR，与心通医疗在未来能够碰撞出更多的时刻。
TAVR夜话：创新永无止境，最好的永远是下一个
TAVR 技术对创新医疗器械依赖程度比较高，所以在它的发展历程中，与之相对应的医疗产品的迭代升级，尤为重要。
吴永健教授回忆起了第一次与VitaFlow®“相见”的日子，那是2012年的那个夏天。三位微创的研发人员带着泡在福尔马林中的VitaFlow®设计雏形，来到了阜外医院。“那个雏形中部是鼓的，不是如今的收腰设计。其次瓣膜一上手就感觉很软，从临床的角度来看，这两个点将来一定会出问题的。”
今天的VitaFlow®与当初的雏形相比，可以说是“面目全非”。在吴永健教授看来，未来瓣膜的设计一定是源于医生最深切的临床需求，源于医生对病变的理解，在细节方面不断优化直至完美。
周达新教授也对心通医疗的未来期待不已：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结构性心脏病患者特别瓣膜疾病患者会越来越多。希望心通医疗不但是在主动脉瓣，在二尖瓣三尖瓣肺动脉瓣等其他领域都有所研究，紧跟世界潮流，将好的器械提供给医生，为更多的病人解除病痛。
第四封信：不是医生也不是患者，一位技术支持的感悟
第四封信来自上海微创心通高级客户主管李勇先生。作为一名常年辗转在各大医院的技术支持，他既不是医护，也不是患者，更不是患者家属，他以“第三者”的角度游走于他们附近，却又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在场者”。
李勇先生的信中，记下了这样一个病例：
TAVR夜话：信任的力量
新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器械的发展，同时临床一线的技术支持人员也在努力融入 TAVR 技术的发展河流。
白明教授、洪浪教授、张俊杰教授，三位TAVR资深术者，一致认同了技术支持人员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在术前对瓣膜的选择，以及术中突发情况的建议，对我们都非常有帮助。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用微创的方法救治更多的病人，相互之间的信任让合作走的更远，让更多的患者可以获益。”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属中国西部，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生活着大量牧民，有着高钠饮食、抽烟饮酒、以及高油脂摄入的生活习惯。长期如此的生活习惯导致不少中老年人心脏瓣膜的钙化程度高。
这次的故事来自一位藏区的老年心脏瓣膜疾病患者。老人的儿子说，一开始都没听说过这种病，去了当地的中医院后才知道要去更大的医院才有的治。
于是老人来到了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这颗高原上的TAVR“明珠”。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始建于1948年，前身为“国立兰州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2004年并入兰州大学，更名为“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科室发展历史悠久，60年代开始就有心内和心外的科室建制。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心脏中心自2018年开展TAVR（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手术以来，是甘肃省内唯一可独立开展TAVR手术的中心，也是国内早期可独立开展此项手术的少数中心之一。
在术前沟通时，徐吉喆教授问他，TAVR是个大手术，要不要再和别的亲属沟通一下？
这个西北大汉的一句话，让徐吉喆教授回忆起来还是眼眶酸涩：“不用了，就我可以做主。我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现在母亲是我唯一的亲人。”
“当时我听到之后突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只想着一定要把手术做好”。
手术成功后，徐吉喆教授去查房时，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谢谢”。
“我经常和我的学生开玩笑说，特别喜欢查TAVR术后的病人。有时候不用问病人就会说自己现在脸色也好了，吃饭也香了，胸口也不憋了。你会觉得很开心，为他们解除主动脉瓣狭窄的问题，你会非常享受这个成就感。”
英国首相丘吉尔有句名言：“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站在 TAVR 20 周年的重要节点之上，有对过去的回顾，对当下的思考，当然也有对未来的展望。
陈茂教授：恭喜VitaFlow®正式上市，作为一个国产的瓣膜，针对我们中国人的特点做了一些特色型的改进。
吴永健教授：VitaFlow®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最早一批经导管主动脉瓣膜产品，经过临床验证，临床效果非常好。
陶凌教授：VitaFlow®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选择。
周达新教授：VitaFlow®释放更加稳定，可以说是解放了术者的另外一双手。
王建安教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期待VitaFlow®更好的为患者服务，同时期待心通医疗更新的产品，不断提供给广大患者。
罗建方教授：我期待未来TAVR从技术、材料、器械等方面有突破，最终实现精准化治疗的目标。
苏晞教授：未来的20年一定是TAVR高速发展的20年，期待有更多更好的瓣膜产品可以问世，使越来越多的患者由此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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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灯光落幕、活动结束的时候，吴永健教授问起罗七一博士，“VitaFlow®”的名字有什么深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