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4日-6日，由PCR、CIT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共同组织的“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心脏瓣膜病介入治疗学术会议暨PCT-CIT China Chengdu Valves 2016”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特设“现场访谈”环节。Prof．Christoph NABER就TAVI的过去、现状与未来，采访了William WIJNS、Jean FAJADET 、Bernard PRENDERGAST 、陈茂、徐波教授。

Prof．Christoph NABER：TAVI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Prof．Wiilliam WIJNS:
　　从2002年第一例病例开始，这十四年里，TAVI的发展速度确实非常惊人。PCI开展了40年，相对于PCI来说，TAVI的发展确实非常快速。TAVI相对于外科来说，对病人更加友好。通过放置瓣膜，将介入技术用到新领域，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我们的第一个病例，当时的状况下其它治疗手段没什么希望了，通过该技术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冠脉的介入技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回归历史，我们需要记住很多名字，记住这些领军者。

 

Prof．Christoph NABER：在2002年第一例TAVI病例的时候，您在现场，请您谈一下当时的感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可能在2016年的现在很难理解。当时的学术界，很多人是很反对这一技术的。当时的病人87岁左右，有非常高的手术并发症可能性。这样的高龄患者，很多在手术中去世了，手术后并发症也很多。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瓣膜型号选择，都没有很好的经验。我们知道病人的钙化非常严重，我们要打开瓣膜，这就是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2002年，学界有一个概念，觉得球囊扩张风险太大，担心术后生存率不高，没有信心。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外科医生开始认可TAVI的技术。我可以告诉大家，开始的时候大部分心内科医生，都觉得TAVI不行。担心我们会不会选择错误，会不会用的鞘管不行，会不会产生太多并发症。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感谢我们介入团队的热情，感谢很多革命性的启示，感谢所有团队的人不断前行。TAVI手术不断取得成功，大家很快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手术。在2016年，回顾我们的TAVI手术患者，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率，我们也为此感到非常荣幸。

 

Prof．Christoph NABER：我们对于TAVI的发展，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充满想象力的技术，对于很多高龄患者，TAVI更安全，随访结果更好，不断取代旧的技术。我们需要找到适应证是什么，持久度怎么样，必须要保证瓣膜的通畅性，保证各个年龄段可以接受。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需要大家一起合作。

 

Prof．Christoph NABER：现在还有很多瓣膜没有上市，您对中国的医生有什么建议？

　　在国内，TAVI的更广泛应用面临很多的问题。包括瓣膜产品未获批准，主要还局限于临床前的病例研究，这就限制了对更多病人进行治疗。第二个欠缺是数据方面的欠缺，缺失一些全国范围内病人的数据，如发生、发病率等，这就限制了未来的发展。不过以西方的病人来估计，国内预估有200万以上的人能从该手术中获益。中国人口基数大，病例也更多更丰富。虽然缺乏一些器械，但我们有大量的病人。现今来自全国的很多专家来参加会议，对这个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现在还在探索中，但未来充满想象空间。

 

Prof．Christoph NABER：对TAVI在中国的发展，您有什么想法？

　　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虽然中国在这块起步较晚，但因为我们人口比较多，在将来的五年里，随着新的瓣膜产品上市，这个技术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需要把这个技术推向整个医学界，而不仅仅是心内科医生，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必须要成立更多的试点中心，比如目前成都杭州就有几个中心。中国的人口很多，病人也多，这是TAVI技术更多需求诞生的基础。最后的一点也非常重要，为了让更多的病人获益，也需要众多专家和厂家的持续努力，降低手术的费用，以让更多的适应患者能通过该技术摆脱病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