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雅玲院士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中国冠心病抗栓领域开展了很多创新性探索。OPT-CAD研究描述了中国DAPT治疗长期比例低的现状，进一步总结出了更适合中国人群的OPT-CAD风险评分系统，对临床指导个体化治疗具有重要意义。BRIGHT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PCI围手术期抗栓空窗期的概念，采用术后足量延长注射比伐芦定的方法，有效降低了急性支架内血栓的风险。I LOVE IT-2研究在中国人群中验证了涂层可降解DES术后6个月DAPT治疗后保留阿司匹林的安全性。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了国际性多中心的大型临床研究，从而得出国人的数据进一步指导临床。

2019年AHA发表了ISCHEMIA研究，结果显示对于稳定性冠心病患者行PCI并不降低主要终点事件的发生率，亚组分析提示PCI可降低稳定性冠心病自发心肌梗死的风险，显著改善患者症状和生活质量。那么在中国，慢性稳定性冠心病还需要PCI吗？霍勇教授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如何做的更好值得思考。霍勇教授提出，首先基于临床预后为指标的危险分层制定治疗策略，高危患者以PCI为主。其次强化药物治疗，包括抗心肌缺血、抗动脉粥样硬化、抗血小板及改善代谢治疗的药物。最后冠脉功能学评价的至关重要，基于造影的FFR-CAFFR有助于更精准地实施PCI。

“房颤治疗目标是恢复窦律，减轻症状，改善生活质量，预防血栓栓塞事件，减少致残率，提高生存率，改善预后。”黄从新教授从房颤的治疗目标出发，来评价导管消融+左心耳封堵“一站式”治疗的意义。导管消融可减少房颤的复发，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左心耳封堵可有效预防血栓栓塞事件，并减少大出血事件的发生。导管消融+左心耳封堵 “一站式”治疗被多个临床研究证实安全可行，绝大多数患者接受“一站式”治疗后可停用抗凝药物。基于目前的临床研究数据，黄从新教授提出应该倡导“一站式”治疗的方式，但对于存在问题还应进一步深化研究。

在器械治疗时代，慢性心衰心脏性猝死（SCD）的风险降低，但仍面临挑战。DANISH研究显示植入ICD未降低心衰患者全因死亡率，但亚组分析显示ICD降低了SPRM评分高于中位数患者的全因死亡率，提示相关的风险评估模型识别猝死的高危患者，进行更为精准化的个体治疗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心衰患者的SCD是由于非心律失常因素造成的，即左心室突发机械收缩功能丧失，ICD的植入不能预防这种SCD的发生。黄德嘉教授最后总结，未来SCD一级预防理念治疗原则不变，ICD在一级预防中仍具有重要意义。

张运院士：COVID-19 感染与RAS抑制剂

ACE2被确认是 COVID-19的受体，RAS抑制剂在新冠疫情之下如何应用曾引发争议。目前的循证数据显示ACEI/ARB不影响COVID-19的患病风险，对COVID-19的严重性和死亡率也无影响，甚至有研究提示ACEI/ARB降低COVID-19患者的死亡率。因此中华心血管病学会发表声明，对于未感染COVID-19或轻症患者，应继续服用ACEI/ARB，对于COVID-19所致的重症肺炎，是否使用ACEI/ARB需个体化治疗。总之，要坚持循证理念，进一步研究RAS抑制剂对COVID-19病程的影响。

顾东风院士：中国心血管病危险因素

心脑血管疾病仍是我国首位致死原因，心血管代谢疾病负担持续上升，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但心血管疾病相关的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的流行未得到控制，包括饮食习惯、吸烟、体力活动减少等在内的不良生活习惯未得到改善。因此，未来心血管防治的发展应坚持以预防为主，促进医防融合，强化早防早治的观念，推广个体化心血管评估，利用互联网、移动医疗和穿戴技术加强管理和宣教，最终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

华伟教授：心衰器械治疗新进展

心力衰竭仍是全球面临的挑战，循证医学充分证明了器械治疗在优化药物治疗基础上可改善心功能、明显降低死亡率。为了提高CRT治疗的效果，目前开发了左室四极电极导线、左室多位点起搏、CRT生理性起搏模式-AdaptivCRT等新技术，可进一步降低患者死亡率。通过远程监测每日传输功能、无导线肺动脉压力实时监测技术，加强对心衰患者随访和管理，可及时发现患者心功能变化，实施早期干预改善患者预后。无导线起搏技术也同样应用于心脏再同步治疗。心肌收缩力调节器，通过加强心肌收缩力改善患者心功能，可作为窄QRS波群患者治疗的选择。

左心耳是非瓣膜性房颤血栓最常见的部位。目前的循证依据证实左心耳封堵安全有效，出血高危的房颤患者使用左心耳封堵与使用口服抗凝药物效果相当。左心耳隔离可增加血栓栓塞事件的风险，左心耳封堵可有效降低左心耳隔离后缺血性脑卒发生率。目前左心耳封堵术后抗栓治疗策略差异大，术后使用抗凝和抗血小板血栓栓塞的风险相似。目前的指南推荐左心耳封堵主要用于需长期抗凝出血高风险或有抗凝禁忌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