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2020 Online第一期
2020.06.17-19
他不是前浪，也不是后浪，而是大潮中的“弄潮儿”。
他是医生，是专家教授，也是医学会议网络化的先行者。
熟悉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吴永健教授的人都知道，他与“创新”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冠脉介入发展的高峰，毅然投身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之中，并为国产瓣膜的研发做出了一份贡献，他也见证了中国瓣膜技术从1到N，从中国走向世界不断突破的岁月历程。
2020年，中国介入心脏病学大会十八岁。我们专程采访了这位特别热爱“创新”的教授，通过他的视角，回顾梳理CIT如何从中国介入心脏病学会议，走向国际介入心脏病学平台。其中有艰苦卓绝，有一路拼搏，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坚持创新，不言放弃。
作为网络会议先行者，吴永健教授主持第一届CTO WEEK
冠脉介入的黄金时代
“说来也巧，第一届CIT大会是2003年，就是‘非典’那年。我当时在新疆援疆，专门赶回来参会，讲了关于‘肥厚性心肌病分型’的课题。” 吴永健回忆到。
当时美国经导管心血管治疗研讨会/年会(TCT)、欧洲心脏病介入大会(EuroPCR)在国际上已经具备一定影响力，但中国介入心脏病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却是在2000年之后。“所以第一届CIT参会的人并不多，几百人的样子，大家聚在阜外医院的阶梯教室里开会。”
当时世界顶尖心内科医师、经皮冠脉介入术创始人Spencer B.King III教授在会上分享了“药物洗脱支架的影响”，是那一年的亮点内容。药物支架在国内的使用是在2002年之后，随后中国冠脉介入治疗与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相应领域的发展也因此迎来了黄金时代。
“在2006年前后，大家发现药物支架可以引起血栓，随即尝试攻克，于是有了第二代、第三代的药物支架。到了2010年，无论是药物支架本身还是它的研究与应用都到达了高峰，各种病变都可以得到处理，有更多的人可以得到治疗。”
在吴永健教授的描述中，我们仿佛回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那个冠脉介入技术、学术大发展的巅峰时期。而同一时期，欧美国家瓣膜技术在2002～2006年进入临床应用阶段，2010年美国在TCT会议上正式提出“瓣膜病年”的概念，欧美国家先于中国进入瓣膜病介入治疗时代。
中国瓣膜介入技术：从被质疑到被接受
“当时总有一种感觉，虽然冠脉介入的发展处于巅峰，但总是想要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学点什么。”
2009年，吴永健决定利用春节假期出去学习瓣膜病介入治疗，此后开始参与相关项目的推进。
“很多人觉得做这件事太早。”
2010年的时候，瓣膜病介入治疗的死亡率很高，操作复杂。当时吴永健将瓣膜病介入治疗的专家从世界各地邀请到北京，交流讨论，当时报告台下的听众不超过10人。不仅是学术交流，临床应用的推进也是困难重重。对TAVR的反对声强烈、准备接受瓣膜病介入治疗的病人相继离世……
2010年10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院士带领团队完成了中国首例TAVR手术，加速了中国瓣膜病介入治疗的进程。
2010年12月，阜外医院开展了首例TAVR手术，手术过程进展顺利，接受手术的两位患者如今皆是古稀、耄耋。“十年了，两位老人都恢复得非常好，一位88岁，一位已经90岁高龄了，现在经常到阜外医院来复查。每次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都要给我打一个电话。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接受瓣膜病介入治疗时间跨度最长的两位患者。”
从2010年首例，到2019年亮相TCT舞台。10年TAVR，10年风雨
当时国内进行的瓣膜手术使用的是美敦力一代瓣膜，大家对于瓣膜这类医疗器械的监管意识和机制尚未完善。其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推出政策，瓣膜在中国上市前必须经过临床试验，走正规的审批流程。美敦力、爱德华等海外瓣膜在中国被暂停使用，但是瓣膜病介入治疗还是要继续进行，这就为瓣膜的国产化发展提供了机会。
“那时候启明医疗的瓣膜项目已经过了动物试验阶段，进展比较快，我们开始共同推进国产瓣膜技术的发展。2011年上半年，项目立项。立项成功之后，开始做临床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这项准备工作大概用了将近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
距今7年前，2013年召开的临床试验研讨会
2012年9月10日，全国首例应用国产瓣膜介入治疗的手术在阜外医院进行。此后杰成医疗、微创心通的瓣膜也相继进入临床试验，国产瓣膜正在变得常规化，新的技术与应用正在为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提供助力。
八年抗战与50多场战斗
吴永健将瓣膜项目的推进比作“八年抗战”。
八年中，四个临床试验中的三个由阜外医院牵头，高润霖院士作为项目组长，吴永健自己是项目负责人，项目团队要负责协调全国整体项目进展，责任、风险、压力可想而知。
尽管几项研究有共通之处，但因为瓣膜设计不同，对于病变和疾病情况要重新评估，基于不同器材的特点，整个试验设计不断进行优化，这同样为未来的理念、器械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第一个临床试验过程中，钙化、二叶瓣的问题相继出现，我们当时组织专家进行讨论，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领导进行沟通，要把二叶瓣列入瓣膜应用指征当中。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有一半问题不能解决。当时我代表团队去做答辩，但又像是去立军令状的：我们要做国际上不做的病例，第一个成功了，我们就做第二个，第二个成功了，就做第三个，如果连续八个都成功，就可以继续推进。”
最终，八个病例连续成功，终于，中国团队有机会在国际瓣膜领域研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真的要感谢政府，感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领导的信任；也得感谢团队里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那时候的每一天就像是昨天，历历在目：每一个病人做完，手术团队在当天晚上是不回去的，护士长也是不回去的，因为手术以后患者的情况很复杂，每一分钟都得盯好。有的人麻醉之后不呼吸了，很快心脏就会停掉，还有一些病人手术之后血流动力学非常不稳，早期做的时候，手术的结果也并不都是理想的，问题特别特别多……手术当中压力巨大，手术完成压力也没有减少。”
每一次深夜中的讨论与坚守，帮助团队赢得了每一场战斗
每做一个病人就相当于一次战斗。
“整个试验下来以后，我们做了大概50多个病人，相当于进行了50多场战斗。”
“现在，我们第一个八年抗战已经走过来了。从零开始，到现在国产瓣膜在临床上应用，大概70%～80%的问题得到解决，还有20%～30%更加困难的问题，可能需要第二个八年，用来体会、思考和创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国产瓣膜已经可以作为常规应用了。我们临床试验的病例已经有几百例了，加上临床技术和方法的不断改进，成功率会越来越高的。”
越过“拿来主义”，从Metoo走向创新
随着TAVR技术从突破创新到常规化落地，业内有人预言相关领域的发展会再现冠脉介入的发展轨迹。
“能否再现主要有几个因素，”吴永健教授表示，“前提条件是它的高发病率，假设一年总共没几个病人，它就走不了冠脉介入这条路。但是现在来看，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在不断增加，老年性瓣膜退行性改变，越来越常见。人一旦七十岁以后，瓣膜病发病率呈数倍增加态势。第二，冠心病介入技术的发展，与患者支付能力提高有关。国家的保障体系建立得很好，保证了中国的冠心病介入治疗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在北京市在考虑瓣膜病治疗进医保的问题，加上商业保险体系的不断完善，相信瓣膜病介入治疗的支付问题也会逐渐得到解决。第三是技术的发展，对于冠心病来说，新的药物支架，各种配套的手术器械都在不断改进。瓣膜一开始就是走国产化道路，现在中国大概不少于十家的大企业都在研发瓣膜，我觉得中国在技术领域当中的进步有很大的动力。”
“可以肯定地讲，瓣膜病的介入治疗发展会沿着冠脉介入治疗发展这条路的轨迹走下去。”
令人欣喜的是，从技术角度来看，瓣膜技术已经越过“拿来主义”阶段，在自主研发与创新中发展，这也为相关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掌握核心话语权提供了支撑。
“我们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最大问题，不是临床治疗和技术水平，而是我们的理念创新和研发能力。”
吴永健教授将新技术探索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拿来主义，将鲜有的国外技术拿来用；
第二阶段叫metoo，自主探索但是成果与国外先进的结果相统一；
第三阶段是创新，不断改造，不断优化。
“我们下一代的瓣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有自主创新的成分。比如，现在启明的第一代瓣膜的创新研发思想已经融入到我们临床医生的思维中，这种思路在解决瓣膜问题当中已经成为首选。”
除了瓣膜技术的推进，现在吴永健教授已带领团队完成了中国老年瓣膜病的横断面调查(ChinaDVD)以及中国瓣膜性心脏病注册登记研究(ChinaVHD)，之后还将开展新的课题，为国家制定瓣膜病规划提供数据支撑。
新的十年
出身医学世家，选择医学是顺利成章的。从学医到学心脏病，再到学习冠心病，吴永健教授称自己走得顺其自然。
“从大学毕业到阜外医院，已经整整32年。现在来看，我的职业生涯和人生阶段‘标签感’挺强的。”
从88年到98年，是一个住院医生到主治医生的转变阶段，也是在这段时间，吴永健完成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阶段教育。彼时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全民经商，很多人选择了“下海”，“我不够聪明，没想那么多，只想做点自己的事，现在来看，我的第一个十年走对了。”
“第二个十年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时候介入手术就像是我生活的全部。全国二百多家医院，各地跑。家庭、学术科研都是停摆的。直到现在我还会和学生们说，虽然有病人和行业的认可，交到了朋友，但是有些失去的东西永远失去了，还是应该分出三分之一的时间给家庭，三分之一给学术。”言语中流露的遗憾不言而喻。
2008年的时候，吴永健没有再“跑”。“当时胡院长（胡盛寿）找我谈话，问我想当一个医生还是手术匠，我说我要回来当医生，一个星期之内整个人都变了，当时大家还在猜吴永健是不是出问题了。”
真正的学术转变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放掉了十年的科研重新捡回来，十几个项目反复失败，发出的文章经常被拒绝。好在吴永健教授一直没想过放弃。“第三个十年时间里，孩子也上大学了，我的团队也带起来了，我的方向也明确了，国际上也有了我们自己的声音。回首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太多了。”
“父母的影响是第一层的，可以说奠定了我的人生基础；之后是大学老师周得元，他觉得我成绩好，应该到最好的学校，于是就在毕业之后把我推荐到了阜外医院——全国最好的心血管病中心；研究生的时候导师陈在嘉教授建议我选冠心病方向，当时冠心病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发病率实在太高了，于是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后来是高院长（高润霖）、胡院长让我在结构性心脏病领域一路走到今天。”
在吴永健的规划里，自己的未来十年，是留给团队的，会和团队一起为创新技术的研究、发展以及中国在国际相关领域的学术推进而努力。他希望为结构性心脏病领域研究走向世界舞台添一把火。
“自己和团队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尽力在做。这也是我希望可以跟随CIT的脚步更好发展的原因。”
我与CIT
CIT关键词：先进、国际与多样
“中国现在有这么多的学术平台，多数会议是帮助相关领域的从业者从技术、技巧层面去提升，所以病例分享比较多。但是CIT基于此又具备了更多的国际化、前瞻性思维，可以进行学术交流。”
从参与首届CIT到如今成为大会的联合主席，吴永健教授是历届CIT的见证者，对CIT的感触颇深，在他看来，先进性，国际化，多样化是大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心血管介入品牌会议的核心魅力所在。
吴永健教授在CIT2019大会上作报告
中国过去二十年发展的过程就是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过程，想发展必须融入到整个国际当中。和国际接轨，走国际化道路，这也是CIT这几年和其他会议不一样的地方。“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聚集全国的资源，让中国专家走向世界，同时也让世界听到中国心脏介入界的声音。”
从吴永健教授个人的角度来看，CIT也有着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CIT是中华医学会来完成的，相当于中华医学会的一个品牌会议。
第二，在于组织方式。“因为高院长的先进理念，CIT的整个组织方式更加接近国际会议的组织方式，秘书长徐波主任投入了大量精力，将会议的举办变得专业化、标准化。比如，CIT采取理事会形式，把全国最精英的专家邀请到CIT的设计当中，集中了全国顶尖专家的智慧，使得CIT的效率和整个会议的严谨性达到了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是CIT不一样的地方。”
第三，在于学术内容。“CIT有很多内容是和TCT做深入沟通的，再结合中国的一些情况，制定整个会议的学术内容，为中国心血管领域的发展起到引导作用。”
在吴永健教授看来，未来的学术会议有太多的想象空间，甚至可以“像超级市场，每个参会者不仅体验到自己想要的，还可以体验到超乎想象的”。在网络发达的时代，需要给人们到现场参会的理由。CIT作为国内介入心脏病学领域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术会议，不论是组织形式还是会议内容，“创新”二字深深篆刻在了骨子里，未来他也非常期待可以见证、参与、搭建一个崭新的“CIT Online”。
